资中筠：我的意思是启蒙并不是那么高深莫测，也不是一部分人高高在上对另一部分人说教，而是大家都在日常生活中用自己的脑子按常识思考。首先需要不断地拆穿谎言，探明真相。
　　傅小平：现在被视为启蒙“先锋”的，是一些活跃于网络的意见领袖。他们追随者众，备受推崇。但在我感觉里，诸如“意见”是怎样被代表的？“领袖”是如何生成的等问题并不清晰。而且，此称谓突出了其代表某一人群观点的天然正当性，但其中是否已经预设了独立、自由的价值立场，是大有可疑的。您特别强调知识分子的独立性。然而，在当下且不论面对政治时，知识分子能否保持独立，即使是涉及到习见的学术论争，也难见超越团体、社群的客观冷静的评析。
　　资中筠：我不太喜欢“意见领袖”的说法。当然，“闻道有先后”。有些人先了解了真相，先作了深入的思考，想通了一些问题，有责任与大家分享，消除流传的误区，如果说所谓知识分子的担当和责任，大概就是指这个。还有，启蒙不能“定于一尊”，某些人自以为是权威，掌握真理，不容别人质疑，这样又会进入新的蒙昧。只要是基于事实真相，凭借理性的独立思考得出的看法，都应该充分表达，互相交流，甚至争论，这样就会形成一个“启蒙时代”。不过前提是大家都有平等的、充分表达的机会。在目前这还是理想，不是近期就能实现的。
　　
四
　　傅小平：信仰缺失、道德滑坡、诚信危机等，是当下面临的颇为棘手的问题，已经引起有识之士的高度关注，有人甚至发出了“拯救人心”的疾呼。
　　资中筠：在一个诚实守信处处碰壁而坑蒙拐骗风险很小的制度下，道德滑坡是难以避免的。
　　傅小平：对于如何改变这一现状，主流官方包括部分知识界人士，认为要建立核心价值观。
　　但中国文化背景下的核心价值观所指为何，及如何真正达成等问题上有争论有分歧，难以形成共识。
　　资中筠：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是有普遍的共同的追求的，这就是普适性的价值观。它存在于各民族的宗教、哲学和社会公认的善恶标准之中。如果不带偏见的话，把每一个民族精神的精华抽出来，包括儒学的精华部分，你就会发现其实同多于异。越进入现代，人类共同的追求就越多。你无论走到哪一个陌生的国家，就会发现其实一般的善、恶，好人、坏人的标准都是相同的。另外，要自由是人的本性，也不会因国界民族而异，否则为什么古今中外不约而同都把监狱（剥夺自由）作为惩罚？那么，没有法律根据，无端侵犯或剥夺别人自由就是恶行。所以最高核心价值观应该是普适的。
　　傅小平：的确如此。您说到的是非、善恶，包括自由、平等等价值观念，我想都因其有普世性被普遍认同、接受。但具体到特定的国家、民族，一般领导层都强调要从自己的国情出发。因此，普世的观念在施行过程中会有很大差异。在一些情况下，就会变得有名无实。相比而言，文化有更大的通约性，也有一种非常流行的说法称，“文化无国界”。您怎么理解？
　　资中筠：第二层的文化，例如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等是各民族、各地域都各有特色，在漫长的历史中免不了互相交流、渗透、影响，但不必求同，也不可能完全趋同。当然有些陋习、恶俗是应该淘汰的，各民族都一样。每一个民族的伦理道德观念有自己的表现特色是长期历史形成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也不可能一成不变。但不可能从上而下强行设计出一套来让大家认同。
　　傅小平：我想这方面很难直接照搬西方的经验，所以要从传统思想文化中去吸取精神资源。长期占据我国思想正统的儒家文化，正在这一背景下重新得以盛行。以您的观察，从中能否提炼出体现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又该是怎样体现的？
　　资中筠：如果要发扬儒家的精神，那么儒家首先提倡的是倡导道德价值的在位君子要“以身作则”，然后感化民众（小人）。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就只能沦于伪善。
　　
五
　　傅小平：从欧美国家发展的经验看，在社会大变革时期，文化一般都起了先导作用。比如众所周知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在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可以拿来做此类比。遗憾的是，由于当时特殊的国际国内环境，“五四”倡导的启蒙精神，很快就在救亡的时代命题下失落了。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起初在政治的影响下，也产生过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思潮，之后很快就被边缘化。现在的情形是，在社会主流层面，甚至于很少感受到文化、文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