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绕不过去的一个环节就是日寇侵略、全民抗战。这是几代人的伤痛，在民族危亡之际，作为读书人，不可能回避。在那个时期，民族大义是底线。正如西方，对待法西斯暴行的态度，始终是绕不过去的历史评判的底线。若曾依附纳粹，即使学术或艺术上有很大成就，也仍然不能掩盖其污点，我觉得在这点上东西方没有什么区别。例如诺奖获得者君特·格拉斯最终还是坦白了自己这一经历，哪怕只是轻微不足道的身份。这不是“政见”的问题，而是眼睁睁看着国土沦丧、同胞被屠杀的情况下，自己的良心归属问题。
　　周作人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他的文章的高水平和早期对新文化的贡献与他后来的附逆成鲜明反差。我认为他在文学史上是应该有一席地位的，既不能以后者全盘否定前者，也不能以前者为后者人品的欠缺辩护，否则的确会对青年的道德取向留下不好的影响。
　　傅小平：谈到知识分子与政治或时局的关系。我们发现，在现代文学史上远离政治的沈从文、张爱玲等作家，乃至钱锺书、陈寅恪等学者，一度被边缘和遗忘后重新热了起来。而较多介入政治的郭沫若、茅盾等则越来越淡出。这似乎也在警示有志于文化创造的作家或者说知识分子不要过度介入政治。
　　资中筠：关于政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事实上，我本人一直是努力远离政治的，而且希望学者、作家超脱于政治，甚至不止一次表示过学者要保持独立性，不必亟亟于做“智囊”，做“帝王师”。这个“政治”是指官场沉浮、权力斗争、还有不在其位无能为力的政治决策。即使是在民主国家，我也不喜欢那种党派斗争。以我的性格，如果在西方国家，大概也不会从政。但是，人都有是非之心，有正义感，对社会不公、民间疾苦以及民族前途乃至人类命运的关心和忧虑是发自内心的。有些看似具体的、个别事件，却牵扯到大的政策和体制背景，一不小心就会与政治沾边，这是广义的政治，谁也逃脱不了。当然人各有志，每个人对正义与非正义的敏感度是不同的，社会责任感也不相同。在我看来难以容忍的，在某些人看来却司空见惯。
　　傅小平：事实上，当下的作家大多有意无意与政治、时局保持距离，以至于其写作更多局限于狭隘的个人空间，而无视更广阔的社会现实。
　　资中筠：其实当代文学中也有尖锐批判现实，表现作者的眼光和深刻的人道关怀的优秀作品，不过往往受到禁锢。另一方面，一些当红青年作家的作品率多脱离时代，脱离现实，充满自恋和无聊，一时之间也能名利双收。还有一些已经功成名就的读书人、文人，衣食无忧，用俗话说，“活得很滋润”，不必或不愿关注身外之事，宁愿埋头做“注六经”的学问。
　　当然这都属于个人自由选择的范围。但是如果为恶政做帮凶，无视受害者的苦难，凭借自己的话语权，为各种腐败和非正义现象找“理论根据”辩护，甚至如鲁迅所说，把溃烂处说成艳若桃李，那就越过底线了。这条底线在任何时代都存在的，只是体现在不同的问题上而已。
　　
三
　　傅小平：当下社会需要新的思想启蒙，这在大部分知识群体中已经达成共识。当然在大的共识下，实际上隐含了一些矛盾和困惑。首先，知识分子群体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分化。这当中有一些始终以自己的真诚和良知守护精神家园，也有小部分还没能根本上从旧思维中转换过来，更不能忽视的现实是，有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缺乏起码的诚实，他们表面上附和的，未必是心里真正认同的，其表达更多服从于自己的实际利益。而没有身体力行，又谈何肩负启蒙的重任。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知识分子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进而言之，启蒙具体所指到底是什么？该怎样进行启蒙等问题，我觉得还有必要做出进一步阐述。
    资中筠：关于启蒙，我已经说得够多了。启蒙的对立面是蒙昧。正因为我们经历了一个蒙昧的时代，被剥夺了了解真相的权利——包括历史的和现实的，在不同程度上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所以需要启蒙，恢复用自己的头脑按常识和逻辑来思考问题。第一步是要了解真相。可以自我启蒙，也可以互相启蒙。我本人近年来读到许多好文章对我很有启发，这也是“启蒙”的一部分。特别是现在网络发达，给群众性的启蒙创造了空前未有的条件。
　　傅小平：您说到了群众性的启蒙。实际上，启蒙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面向大众的启蒙。和城市化进程中民间社会团体衰落、解体有关，当下社会里的知识分子，普遍是脱离大众的。相比而言，在民国时期，乃至封建社会，通常有较高文化涵养的开明乡绅这样的人物，作为政府与民间交往的“介质”，客观上起到文化开蒙和引导的作用。当下的社会现实是，乡村日益衰颓，留守的都是老人、妇女和儿童。青年人进城当了农民工以后，未必能经常接触网络等新媒体。即使有所接触，也可能找不到适当的途径去领受新的思想冲击，电视也许是一种途径，但无关思想启蒙。所以，对启蒙如何面向大众这个问题，我是感到疑惑的。您曾说过的，启蒙要回到生活层面上来，是否包含了这样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