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让李煦将以后数年盐税余款用来偿还全部亏空。这些债务最后在1717年8月，死后五年才全数偿还，李煦这时已经担当了八任巡盐御史。虽然，康熙看来对公家的亏空问题不那么在意，但却显示出对曹家真实经济状况的特别关注，在一件曹頫简单报告粮价和气候的奏折上，他有如下朱批：“你家中大小事为何不奏闻？”

    曹頫并未完整地向康熙汇报曹家家产状况，但在李煦怂恿下，他向主子请求一个购买铜筋的差使，承诺可以盈余大笔银钱，并拿出其父曹寅曾八年主持购买铜筋事务，没有任何亏空和拖欠作为自己能够胜任的理由。

    皇上的朱批非常明确：此事万万不可。朱批原话：

    “以前你父亲没有亏空是因有两淮盐税的钱，此事怎可交给你？日后你将深悔之。”

    知奴莫若主，家奴们的小算盘，康熙洞若观火，但也真真是出于对“包衣老奴”曹家的体恤，没让曹頫一下子陷进去。

    但是，曹家的败亡是注定了的。

    树倒猢狲散

    康熙死于1722年12月，李煦几乎即刻就被撤去了“苏州织造”一职。这对曹家而言，是在新朝的不吉利的开端。无可否认，李煦的去职意味着旧的秩序已经变了。

    雍正的一些对人对事的态度，对曹家大大不利。作为一个法家式的人物，他对家奴严厉控制，常常对包衣表现出公开的轻蔑，他视包衣为卑下、不诚实、不听话的。他看轻织造职位的重要性，以为不过是听得些流言再做传报而已。他觉得一个巡盐御史“但清楚钱粮”。他对地方上的财政状况非常关切，尤其是曹家三代经营的江宁织造所在的江苏，它的经济潜力巨大，然而却一再亏空。

    于是雍正下决心整顿钱粮赋税及吏治，雍正初年曹頫和李煦的灾难是很好的例子，体现出这位新皇帝如何审查，并摧毁那些他认为无能的人。

    曹頫垮台的直接原因，几乎肯定是一件呈给雍正的奏折中报告了他的行为，这惹得雍正大大不悦。1727年2月8日，时任两淮巡盐御史的噶尔泰呈递了一件奏折，报告各类地方官员的能力所涉及的范围，从盐商的儿子们到江宁和扬州的知府们，直到省级布政使和按察使。曹頫排列在第三，噶尔泰这么写道：

    “访得曹頫年少无才，遇事畏缩。织造事务交与管家丁汉巨料理。臣在京见过数次，人亦平常。”

    在这段边上，雍正在行间作了两段朱批，曹頫的名字旁是：“原不成器”。“人亦平常”一句边上是：“岂止平常而已？”如果呈递的是这样的一件奏折，而皇帝仔细读过后且同意奏报人的判断，那么所言及的为官者的仕途，无疑便很危险了。

    曹頫于雍正五年（公元1728年）1月被撤职，同时杭州织造孙文成亦去职。撤职的正式理由是曹頫的欠款亏空。然而这些亏空究竟是曹寅遗留下来的，还是曹頫自己没有及时将钱款解递户部，或者是曹頫向宫中供应丝织品欠下的，没有明确指明。在这些指控之外，还得加上雍正所认可的噶尔泰对他的无能的攻击。

    曹家覆没的更多详情不为人知。进一步的线索或许来自《红楼梦》，然而也没有直接描写，因为曹雪芹在完成小说的结尾部分之前就去世了。小说中仅仅暗示家族成员犯了死罪，一方面官司失败，另一方面与地方上的几大权贵家族一起垮台了。

    雍正六年初夏，曹雪芹随同祖母、母亲等全家老少，由南京回到北京，住在崇文门外蒜市口的曹家旧宅，开始了穷困潦倒的悲凉生活。这一年，曹雪芹刚18岁。经历了生活中的重大转折，曹雪芹深感世态炎凉，于是蔑视权贵，远离官场，过着贫困如洗的艰难日子。晚年，曹雪芹移居北京西郊。生活更加穷苦，“满径蓬蒿”，“举家食粥”。即便如此，他仍苦心孤诣地撰写和修订《红楼梦》，“批阅十载，增删五次”。

    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3年），曹雪芹幼子夭亡，他陷于过度的忧伤和悲痛，卧床不起。到了这一年的除夕（1764年2月12日），终于因贫病无医而逝世，享年四十八岁。

    至此，“赫赫扬扬，将及百年”的曹家黯然谢幕，它曾经有过的辉煌和凄凉的晚景，不入正史。家族成员，即便是曹寅的人生事迹，其一鳞半爪的讯息仅散见于当时亲戚朋友的诗文、日记，至于其后人，尤其是曹雪芹，连真名和生卒年月都是当代学者披沙炼金般考证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