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一位朋友家里与它们邂逅的，而且堪称是一见钟情。那是1969年，我24，是一个在英国攻读英国文学博士学位的美国留学生。那是一个激情四溢的时代，而我正处在接受能力旺盛，如饥似渴的年岁，经受着牛津校园生活与上世纪60年代末率性孟浪氛围的双重影响。但是在我人生发生转折的那一刻，并没有任何梦幻色彩；相反，那一刻真的非常平淡无奇。在朋友家的书架上，在杂乱无章、普普通通的教科书与破旧的平装版书籍旁边，我注意到，有一套二十卷、棕色布面精装的《查尔斯·狄更斯作品全集》。

    即便是我也能断定，那套书的装帧毫无可圈可点之处，做工简单，灰头土脸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它却给了我如此强烈的震动。我成长于一个书香门第，但家中却从没有买过成套的书。我们不是那样的人家。图书馆才拥有成套的书，而不是在寻常百姓家。可是，在埃弗里路（Iffley Road）那套普普通通公寓的小起居室里，居然有一套狄更斯作品全集！真叫我欣喜不已，无比神往：一个具有无限可能性的世界在我面前铺展开来。如果他能够拥有一套狄更斯全集，那我也一定可以。而且，为什么不还拥有一套特洛罗普全集？乔治·艾略特全集？斯威夫特全集？约翰逊全集？那样的话，我的书架看上去会多么的富丽堂皇，多么……高雅！我要创建一个图书馆，而不只是随机积累而成的、毫无吸引力可言的一大堆书籍。每当夜色降临，我坐在自己的图书室里，嘴里叼着烟斗，摇身一变，俨然是一位学富五车的学者，一位儒雅的绅士。

    第二天一早，我就来到住处附近考利路上的那家书店，而且运气很好。他们不仅有一套二十卷本的《查尔斯·狄更斯作品全集》，而且还比那位朋友的更好：封面是讨人喜欢的橙色，配有烫金的纹饰，显得很大气。我花10英镑买下了它（朋友的那套书只有３英镑）；我将它抱回家，摆放在书架最显眼的地方。接下来几个星期里，我观望着它们，心里喜滋滋的。不过，在我记忆中，我似乎从没有打开过它们，更别说认真读一读了。

    然而，不幸的是，我算计错了。圣诞节就快到了，而我原本计划买一件时尚的、绣着各色花纹、浑身透射着牦牛气息的阿富汗毛皮大衣给女友作圣诞礼物。唯一的难处是，那件外套要30英镑（当时，我每星期的花销是30英镑，过得很舒坦）。可我已经把那钱都花来买《狄更斯全集》了。我只得把绅士风度抛到一边，抱着那套书来到布莱克威尔书店的古董部，想把书卖给他们。令我惊愕的是，他们愿意出20英镑的价钱买下它。仅仅几个星期，我就赚了书价一倍的钱。这给我莫大的启示。好啊，好啊，居然无心插柳柳成荫，那么倘若你有心栽花，岂不是更加大有可为？

    接下来一年里，我依样画葫芦，反复不断地尝试。我买下带金属刻板插图的、不为人知的维多利亚时期的书籍——“这些书无人问津的，先生。”买下许多的首版书，有查尔斯·列佛（Charles Lever，1806－1872）、拉德克利夫·霍尔（Radclyffe Hall，1880－1943）、约翰·麦斯菲尔德（John Masefield，1878－1967）等——“这些书很不流行呵，老兄。”叫人哭笑不得的是，我果然有了一个小小的图书馆：统统都是我满怀希望买来的，却又统统令人绝望地收藏在家里。

    渐渐地，我吃一堑，长一智。在我走上沃威克大学英国文学教席之后，我继续买进卖出偶尔到手的书，贴补自己微薄的薪水。我成了一个“贩书党”——专事买进卖出书籍的人。这件事充满乐趣，逐渐成为一个能挣钱，却不费钱的业余嗜好，日益吸引着我，叫我欲罢不能。到1980年代中期，我每年贩书所得能达到几千英镑。虽然我不能完全依靠这项收入来养家糊口，但却成为我收入的有益补充。可是，我开始厌倦教书讲课的行当，而且大学生活的各种限制和约束也实在不合乎我的胃口。在我妻子和撒切尔夫人的共同鼓励下（前者给与精神鼓励，后者则给我一张两万七千英镑的支票作为启动资金），我辞去教职，决心做一个全职的珍本书生意人，专攻二十世纪首版书与作家手稿买卖。在我宣布自己（过早的）退休计划后，一位同事鬼鬼祟祟地溜进我的办公室，向我坦白说，他认为我的离职行动“非常大胆”。我告诉他说，每当我想到还要在大学里再混上25个年头，我就觉得他能坚持下去才真正属于英勇无畏。他听了怎么也笑不出来。

    毋庸置疑，这件事相当冒险——我们有两个年幼的孩子要抚养——但我还是成功了。自己当老板，四处游走，买卖一些无从知晓的怪书，我这日子过得开心多了。第一年我就赚进了大学教职两倍的收入，还有多过以前100倍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