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有读者表示《侠隐》通篇就是一个梦，“一个张北海关于记忆中的北平的梦，或者说竟是张北海刻意雕琢复原的一个关于1936年的北平的梦。”阿城则说《侠隐》在主题和叙事上颠覆了传统的武侠小说。小说主题思想的阐释可以多种多样，无可置疑的是，张北海把传统武侠的一些要素，巧妙地融进现代社会，让武侠焕发出强烈的现代气息。小说的成功显然得益于张北海对武侠的独特理解。

    在阅读传统武侠小说的过程中，张北海注意到中国的武侠似乎总无法在近代(更不要说现代)存身，其面临的最大考验就是能否在现代社会中找到适当的生存条件，例如充裕的资金、少数间接但非常有力的支援者、保持双重身份隐密的可能性、大量存在需要纠正而且足以引起大众认同的社会不义等。面对相近问题，西方创作早已将侠义故事带入20世纪，美国作者、导演塑造的蝙蝠侠、超人等，就堪称现代的“侠客”，受到读者和观众的热烈欢迎。

    由此，张北海认为中国武侠迫切需要向西方学习，走向现代化。他说，我觉得中国不能永远生存在一个遥远的过去，一个虚无缥缈的世界，应该有人设法将“侠”置放在现代社会。于是他把《侠隐》的时间安置在中国近代，将草莽英雄改成“海归”，主人公不再耍刀弄剑，取而代之的是一把洋枪。张北海笔下的李天然，站在传统太行拳与洋枪之间，站在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之间，站在概念化侠客与普通市民之间，活脱脱一个汇通古今的现代侠客形象。

    张北海说:“在现代社会，建立了法律制度，以往除暴安良的侠客行为已经被司法制度所代替。但是，侠士精神仍将延续下去。个人在社会中应该有正义感，有道德感，打抱不平，用非暴力的手段维护社会的公正、公平和正义，就是侠士精神在当今社会的体现。”张北海相信“侠”一直活在人们脑海之中，这是一个快意恩仇的美梦。武侠小说的作者和读者都在做这个梦。

    张北海写“侠”，他本身也是个“游侠”，游历于东西方之间，在传统和现代之间从容摆渡。不管是纽约，还是北京，他乐此不疲地书写着他所热爱的城市。他的文字简约、冲淡，笔法从容、潇洒，洋味十足，阿城谓之曰“风度”，并认为他的写作已经形成了个人独特的白话文“文体”。有读者称:与这样一个作家相遇，遭遇久违的干净优雅的现代汉语，是一件幸福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