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财经日报》：《私有化的局限》一书的书评是我们首先发的。为什么发这个书评呢？因为我们有一个判断，中国目前主导的价值取向是自由主义经济学观点，总觉得私有化是最好的，很少做一个纠偏的这样一个状况。这种情况无论在官方的还是非官方的高校里都是如此，主流的经济学家都是主张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很少有学术著作去全面系统论述私有化的弊端、短处。因此，我们看到这本书有一种反驳的效应，所以我们觉得有必要把这本书推荐给大家。

    从《私有化的局限》目录可以看到，美国的医疗保险体系，尤其是公共卫生的投入方面，比如在热病研发方面，明显市场失灵，这个例子给我们的启示是很大的。本书我发现所涉及的主要是公共领域，就是市场失灵的部分。像我们报纸经常会采访全国各地基本是主流的经济学家，也会发表这样的文章，我们发现大家基本认为是市场好，认为市场是高效的，政府是低效的。这是我们基本可以接受的观点。但是我们很少发现有学者来深入阐述，就是究竟市场和政府的边界在哪里？平衡点在哪里？既能做到市场有活力，又能保持它的有序。它的边界和交集，或者说一种机制在什么地方？很希望我们的经济学家能够很深入地阐述究竟政府管制有多少好处？政府管制有多少坏处？市场化有多少好处？市场化有多少坏处？这种平衡机制是什么？我到现在还没有发现很系统的阐述。所以我对魏教授这本书很感兴趣，我也想就此机会求教于魏教授和各位专家。

    魏伯乐：对你的问题我有两个简单的回答。

    第一，谈到国家，国家的主要功能在于提供法律、规制、公平和基础性设施。市场是做不到这一点，市场不会提供这样一些公共物品。市场能够做的是保障有效分配资源，进行经济活动。这一方面是国家不太擅长的地方，而市场可以有效地分配资源，去决定生产什么。主要的问题在于如何在二者之间求得一个最佳的平衡。我们一方面要确保那些公共物品，像法律、制度、公平和公共设施由国家来负责，另一方面要有一个有效的市场来分配资源，进行经济活动，所以它们应该有各自不同的分工，各自有不同的发挥作用的领域。

    第二点呢，我觉得仅仅把我们这个世界区分为国家和市场，仅仅是两极是不对的，实际上应该有另外一极，就是我们讲的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是非常重要的一极，我们这个世界实际存在着国家、市场和市民社会这三极。真正的平衡应该是在这三者之间取得平衡，而不仅仅是在国家和市场之间取得平衡。

    《南方周末》：魏教授，你好！我是《南方周末》的记者。我想再请教魏教授一个问题。您在《私有化的局限》这本书里举的案例多数是公共产品，在中国目前讨论比较多的，比如说石油、电信，甚至包括银行部门，公众普遍有一种情绪，就是认为这些部门垄断度比较高，所以造成了它的低效，包括对消费者权益的损害。那么根据您研究的案例，您认为在这些部门应不应该进行私有化，或者说，如果进行私有化的话，它的边界在哪里？政府应不应该控股？控制到什么程度？能不能促使这些部门更好的为经济发展服务，包括为消费者利益服务？

    魏伯乐：请翻到本书第277页和第282页。在这里我谈到了政府和私营部门占的比重，在20世纪70年代政府非常强大，私营部门相对比较弱小，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私营部门成长很快，通过私有化，政府在经济领域中的作用大大降低。中国目前的情况似乎与本书277页讲到的20世纪70年代西方的情况比较类似，但是我不敢肯定，因为我对中国的情况并不了解。但是我可以讨论一下拉丁美洲三个国家的例子，即墨西哥、阿根廷、乌拉圭三个国家在电信方面的例子。

    墨西哥电信通过私有化以后非常成功，价格降低，效率提高，消费者都很满意。它常常被作为电信部门私有化非常成功的一个例子。在乌拉圭呢，它的电信部门没有实行私有化，但它的电信同样有效率，从比较落后的技术转到了比较现代的技术，发展的非常顺利。所以，它没有私有化，但电信部门发展的结果和墨西哥一样。所以，原因就非常复杂，到底是私有化还是没有私有化导致电信部门效率提高，我们就很难下结论。而阿根廷，它的电信部门实行了私有化，但结果很糟糕。所以对这些部门，是否要实行私有化，怎样实行私有化，很难有一个一般的普遍的有效的规律。这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做判断。那么具体到中国的情况，是不是中国的国有企业非常有效率，我不太清楚，我对中国不了解，所以我也不能下判断。而且我觉得问一个外国人如何对这些部门实行私有化可能是不太恰当的，因为外国人对本国的情况了解非常有限，他的结论可能是有问题的。

    《南方周末》：我还有一个问题想再请教一下。魏教授在书中对作为市民社会的这一极对政府和私营部门的制衡特别强调，这一点在欧洲和美国可能是成立的，可是在东亚国家，包括在中国，市民社会非常不发达，几乎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讨论私有化的问题，您认为该如何对私有化的好处、坏处做出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