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凯宾斯基酒店空阔的大堂里，他那醒目的白发和胡须很容易就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径直走过去，同时在脑子里快速比对着预先在谷歌上搜索到的图片，他也正在四处张望，很明显是在等人，看我走过去，似乎有些意外，我自报家门，并想问：“您是不是厄思斯特·冯·魏茨察克 （Ernst Ulrich Von Weizsacker）先生？”还没等我说完那一长串拗口的德文名字，他已经高兴地点了点头，伸出右手与我握手，并生硬地蹦出三个中国字——魏伯乐。

    他有着显赫的家族基因——他的父亲是位物理学家，他的叔叔曾任德国总统，而他本人作为一个科学家，活跃于学术界、政界等领域。1972年，魏伯乐成为一位生物学教授，并在他所在的大学创立了一门全新的关于环境的课程，从那时开始，他就一直致力于环境科学和政策研究，并以之为依据，为政府提供决策建议。他是“伍珀塔尔气候、环境、能源研究所”的创立者和所长、“罗马俱乐部”成员、2001年世界环境优胜奖（Takeda Award）获得者。2005年他出任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环境科学与管理学院院长，后任联合国科学技术促进发展中心主任，欧洲环境政策研究所所长。他还担任过德国议员。 

　　成长在一个尊重创新的国家里的魏伯乐，是一个典型的技术乐观主义者。他在1995年向罗马俱乐部提交了一份题为《四倍跃进：福利加倍、资源利用减半》的报告。报告列举了50个技术实例，大胆地提出，人类的资源使用效率至少可以提升四倍：以一半的资源消耗达到双倍的物质财富，并大大减少废物的排放，从而使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十几年后，魏伯乐似乎变得愈加乐观与激进，“从科技的角度看，我们可以比现在做得更好，至少把效率提高5倍”。他的新书《五倍跃进》将在明年由格致出版社出版。 

　　在采访之前，魏伯乐刚刚参加了中国国务院召开的一次讨论会，会见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会议上，他向中国主管环境与发展问题的高级官员们建议，用一种简单、可控并容易接受的长期生态税改革来解决中国当前的能源和环境问题，是比哥本哈根梦想更加现实可行的一种选择。 

　　访谈 

　　经济观察报：能不能介绍一下你的新书《五倍跃进》？它和你的另一本书《四倍跃进：福利加倍、资源利用减半》有什么联系？ 

　　魏伯乐：三年前，我在清华大学遇到了哈格雷夫斯 （Charlie Hargroves）先生，他来自澳大利亚。他当时手里拿着我的那本《四倍跃进》，问我是谁，然后我们就互相认识了，并进行了愉快的交谈。在交谈中，我们慢慢意识到，《四倍跃进》已经过时了，我们需要新的东西。他首先提出是不是重新修订一下《四倍跃进》，我说我的合作者都很忙，我需要先征求他们的意见。最后我们决定干脆起一个新的题目，写一本新书，而且目标应该更加远大，于是就有了《五倍跃进》一书，哈格雷夫斯也是此书的著者之一。这是一本完全不同的书，不像《四倍跃进》那样只是罗列了一些孤立的例子，而是把许多部门和领域综合在一起来分析，比如建筑、农业、重工业、交通以及政府的政策。我认为这本书更加成熟，它考察了发展中的 “反弹困境”（Rebound Dilemma），即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被经济增长所抵消，对气候和环境没有带来最终的改善，并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案，而且，《五倍跃进》还谈到了许多关于中国的问题，比如在水泥行业、钢铁行业中存在的巨大的能源浪费，当然也有非常正面的例子，比如中国第一流的科技发展水平等。

    经济观察报：有些人认为，绿色经济将成为下一个经济泡沫，你怎么看？ 

　　魏伯乐：我不会称之为“泡沫”。《五倍跃进》中就有一张图表，显示了从18世纪末期到现在200多年的科技发展轨迹，这条轨迹表明，人类社会的下一个增长周期将是绿色的。以往所有的增长都会产生很大的“碳足迹”，需要大量的能源和材料，都是不可持续的，是一种有限的增长。如果我们想要创造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模式，促进人类的福祉，我们就必须考虑环境和能源的因素。《五倍跃进》主旋律就是宣扬一种新的经济模式，一种绿色经济。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现在是合适的时机发展绿色经济吗？尤其考虑到经济危机的因素？ 

　　魏伯乐：我认为现在正合适。在我看来，一大批水泥工厂都应该被关掉，不管是在欧洲、美国还是中国，因为其产能已经大大超过了我们的实际需要。现在是非常好的时机来让人们学习什么是高能效的水泥厂，学习在《五倍跃进》中我们所提供的种种技术途径和可能。其他的行业也是如此，制造业、服务业、建筑业甚至农业，如果他们重复旧的增长方式中的那些错误，我们就会失去很多时间和机会。许多国家都制定了绿色的经济复苏方案，通用电气、沃尔玛、谷歌等公司都在大力倡导节能环保，我们面前的机会一片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