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伯乐:现在是做出改变的最好时机

  经济观察报:有人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大规模的能源消耗是不可避免的,你怎么看? 

  魏伯乐:在一定时期里,基础设施建设确实需要耗费大量的能源,比如修建铁路、公路、机场、建筑和工厂等等,但是我们至少能把这些基础设施做得更加环保、能效更高。例如,我知道中国现在正在考虑用高速铁路来替代飞机,到时从上海坐火车到北京只需要四个小时左右,这是很好的。像今天的日本,一个聪明的日本人就不会选择坐飞机从东京到大阪,因为乘坐新干线火车要好得多,既方便又安全,我相信价格也一定会比坐飞机便宜一些。 

  经济观察报:在未来,发展绿色经济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魏伯乐:我想,最大的障碍应该是那些还在以旧有的方式——过时的技术、行业以及职业——赚钱的人,包括那些从事低端制造业,例如水泥厂、钢厂以及部分高能耗农业部门的工人。他们会说,“我们为什么要管什么浪漫的绿色梦想?”他们不喜欢,而且他们手中往往握有很大的权力。 

  经济观察报:对于这样的人,又应该怎么来说服呢? 

  魏伯乐:这是我在《五倍跃进》的第二部分中所着重阐述的。我们认为,发展绿色经济仍是有利可图的。从全世界的角度来说,我们希望建立一种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在这样的机制下,欧洲人、美国人、日本人和澳大利亚人都可以从印度、中国、非洲购买碳排放权,这对于购买者和出售者来说都将是一件非常有益的事情。人们会自觉地降低商品和服务中的能源使用量,这样就不必花钱去为更多的碳排放买单,如果用不了,还可以卖给其他国家来获利。所以,在全世界范围内,碳排放权交易这项富有雄心的创举,将会在哥本哈根会议后作为一种国际准则确立下来。在一国范围内,我们的建议将比这个“后哥本哈根”梦想更加现实可行,可以说这是一种长期的生态税改革。在近期中国国务院举行的一个会议,我见到了温家宝。我的朋友、国家环保总局前副局长叶汝求把我的这个建议提交给了国务院。这个建议就是在未来的50年内,有步骤地提高能源的价格,按照中国人的思维,这是一种长期的考虑。中国承诺在“十一五规划”中实现经济能效提高20%的目标,这是一个很宏伟的目标。如果真的能够实现,并辅之以我所建议的逐步涨价方案,即使五年后能源价格提高了20%,你所要支付的能源使用费用的总额仍然会与现在持平。所以对于人们来说,提高能源价格的同时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并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我认为,这样的一种长期计划可以使国家变得更加富有,环境也变得更好,于是如何使人们的利益不受损失的问题自然而然就解决了。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一个国家的人口结构和趋势会影响到经济的模式吗? 

  魏伯乐:我认为是的。一般来讲,低端制造行业往往是和高能耗联系在一起的。越成熟的社会,所需要的制造业越少,需要服务业越多。处在这样的社会和比较原始的农业社会的人,思维方式都相对偏重环保,但是处于中间阶段的以制造业为主的社会和人口,则相对缺乏环保意识。在美国文化中,他们把这种结构的社会称为 “褐色社会”(brown society),与绿色对应。但是,利用《五倍跃进》中所讲的技术,你仍然可以让制造业也变得很环保,这样,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人就都加入到绿色阵营当中来了。我经常在课堂上问我的学生这样一个问题:把10公斤重的东西从海平面提升到阿尔卑斯山顶需要多少千瓦时的电?有的学生猜需要100,有的认为要1000,也有人说要10000,因为阿尔卑斯山是很高的。但是真正的答案是什么呢?根据基础物理学,其实只需要0.25度电就能做到!这有些让人难以置信,可是事实确实如此。这又意味着什么?很明显,我们正在大量地浪费能源,毫无限制地浪费,这其实是非常可怕的。我们每天都在使用大功率的电器,工厂里的机器也在整日轰鸣。我们所开的汽车在技术上完全可以实现每公里耗油1升而不是现在的10升。这就需要我们的工程师们去设计更轻但仍然坚固的汽车,比如混合动力汽车等等。 

  经济观察报:你是否担心一般公众会对绿色经济反应冷淡?是否要像好莱坞影片中演的那样,只有让他们遭受一次类似于《2012》的巨大打击,才能唤起他们的警醒? 

  魏伯乐:我的感觉是,促进公众的觉醒主要靠三方面:首先是他们要意识到绿色经济是能够为其带来非常丰厚的利润的;其次是让他们意识到环境的问题是灾难性的,是实实在在的危险,就像洪水、森林大火、干旱一样,他们要知道过去的一些做法是错误的;第三,要有好的学校教育、媒体环境以及公益组织来让人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这方面国家首脑们的表率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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