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大地图集是以地图的语言，全面综合反映新中国测绘、地学与生态、农业、人口诸多科学领域的成就，集成度比较高。对我国资源、环境初步实现定位、定量与标准化、规范化的描述。以自然地图集为例，其中推出了新构造、第四纪地质平原地貌、海洋图组等20多种新兴学科的开拓性代表作；同时又覆盖了大气、海洋和陆地各圈层的研究进展。除了实地考察的典型区域详图之外，还有大量历史变迁的分析图和全国区划图。可以说，它是对当年自然资源与地理环境的科学积累进行了一次大清理；又是对区域分异规律与时空演化过程研究的初步总结。同时作为一项科学工程，它掀起了全国20多个省区编制地图集的高潮；带动了造纸、色标、照相排字、薄膜刻图、组合图例等制图工艺流程中八项重大技术革新，提高了我国地图生产技术水平。国家大地图集的内部版只分发到军级以上干部，后来中英文版则在国内外公开发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大地图集，先后分别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一、二等奖。国际地图学协会(ICA)颁发了两项最高荣誉奖。国家与区域地图集专业委员会来北京召开了两次现场展览及学术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大地图集的成就给予高度评价。

    组织开展自然区划

    自然区划列为新中国《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第一项任务。竺可桢先生任中国自然区划委员会主任委员，凝聚全国地学和生物学家近50人。金善宝、钱崇澍、伍献文、曾承奎、吴征镒、郑作新、黄汲清、张文佑、马溶之、侯学煜、张宝堃等老一辈科学先驱们都大力支持、积极参加，阵营非常强大。同时还聘请前苏联科学院A·A·格里哥里也夫副院长、柯夫达通讯院士和萨莫依洛夫教授等来华指导工作。先后历时十年，编制了气候、地貌、土壤、植物、动物、地下水和综合自然共7种全国1∶400万区划图件，完成了相关的7部专著。并促进了全国植被、土壤、土地利用、土地资源等1∶100万~1∶400万专题类型地图的编制。当时这都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科学成就。

    气候区划是各种自然区划的基础。竺可桢先生是中国气候区划的奠基人。他对中国境内气候地带的划分做过长期的深刻的研究。在新中国的自然区划工作中，对热带、亚热带、温带的界定和划分又进行了精确、细致的论证和研究。例如，亚热带的南界，曾经引发了许多专家的议论：北亚热带是否达到北京？前苏联专家也有不同的意见。温带荒漠和青藏高寒荒漠的划分，是否体现了全球性与地区性的统一？竺可桢先生最后都深思熟虑，逐一厘定。他每星期五抽出时间来北郊917大楼办公，参与自然区划的各种方案的讨论会。同时还指派周迋儒、施雅风和我，从北向南，从山东半岛到雷州半岛，步行穿越大别山、雪峰山、南岭、十万大山，实地勘察区划分界线的具体部位：究竟分界线应该是在山顶还是山麓？在南麓还是在北麓？景观生态是否与积温指标吻合？分界线是条带状还是斑点式渐变的？逐一提交报告作出界定。当时他还曾派出另一支小分队经兰州去拉萨，回到北京向竺先生汇报，他严肃地批评说：“你们看的内容，在外国人的书本中都见到了，没有什么新的发现。”当即宣布小分队解散。竺先生严谨、认真的学风，给予我们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新的自然区划很快应用于指导制订农业生产区划。竺先生1964年发表了《论我国气候的几个特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一文，综合考虑农业生产条件，深入分析光照、温度和水分等因素。侯学煜院士向中央提交了大农业区划的报告，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赏，批示分发给全国党政干部，作为学习资料，农业部从而在全国设置各级农业区划办公室。从中学到大学，也纷纷把新区划方案列入教材。

    无论类型区划还是地域区划，都是从全球观点着眼，研究地区差异、协调地区经济发展的科学方法。从自然资源与地理环境的多样性中加以简约提炼出来，反映客观的时空演化规律，从而为科学地制定总体规划和宏观调控的对策服务，做到因地制宜。可以说，区划是以科学发展观统领五个统筹的一项最基础的工作。通过自然区划工作，在全球地带性的基础上，加深对本土化知识对我国区域分异的过程和影响，当时在学术界基本上形成了共识。在农、林、牧、副、渔生产布局中，发挥了宏观调控的指导作用，是众所周知的。

    竺可桢先生当年担任中国科学院的副院长，分管生物、地学领域，其贡献远不只上述的三大建树。但我们能从他对这三大建树的回顾中明白，如何继承对地球系统科学理论方法的经典研究模式、如何开拓创新，他都作出了示范、树立了楷模。他平时经常督促青年地学工作者要加强、加深数、理、化的科学基本功。他在病中还亲自给我写信，勉励我们加速制图自动化的研制。我们就是遵循他的鼓励和鞭策，把遥感作为物理手段，以信息系统作为数学方法，来加速地球科学的信息化，并以此作为服务现代化的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