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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家政服务外，目前富平学校还有两个中心： 一个是“农民工城市发展协作中心”，以纺织服装行业为突破口，开展与制造业工厂的联合培训与就业安置服务，目前已培训农民工500余名进入服装制造行业，并在工厂辅助下成立了工人互助网络，促进工人与管理层的良好对话，关注工人的权益保护与职业发展。另一个中心是“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进一步推进与一些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合作，促进以体面就业为核心的扶贫工作，同时为政策创新提供参考。
总的说来，富平学校体现一种理念： 不仅帮助进城农民体面就业，获得基本经济收入，还要帮助他们在城里逐步立足，实现自我发展。目前除中国有关部门外，世界银行、福特基金会、国际计划等国际援助机构都给予资助和合作。其创办人打算下一步扩大到培训北京下岗职工，帮助他们做家政服务公司“小老板”，尽快实现培训和就业的“双赢”。
（3） 扶贫基金会。
2004年1月，新的《基金会管理条例》颁布以后，茅于轼与一些热心公益的人士又在已有的基础上筹备成立扶贫基金会。现在已经取得阶段性成功，正在争取注册中。
2 张淑琴的“中途站”和“儿童村”
张淑琴原是西安一所监狱的警官。她见证了太多的刑满释放的妇女由于难以为社会所接受而重新走上犯罪道路的过程，所以就想建立一个名为“中途站”的机构，帮助这些妇女进行职业培训、心理咨询和就业，机构成立了，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其后，她注意到许多服刑人员，特别是女犯，她们的孩子处于无人照管而且受歧视的境地，很容易走上犯罪的道路。1996年， 她得到当地一名企业家郭建华的赞助（郭建华本人曾在“文革”中坐过牢，改革开放后经商致富），合作成立了中国第一所收容罪犯的孩子的“儿童村”。张淑琴为“儿童村”找到了主管单位，并在陕西省司法部注册，接着又在陕西陇县与河南成立了类似的儿童村。随着名声越来越大，捐助款项源源而来，同时全国各地纷纷申请把类似的儿童送到儿童村来，或呼吁在全国范围内成立类似儿童村。此后，郭建华留在陕西继续办原来的儿童村，张淑琴于2000年赴北京，建立了“特殊儿童教育中心”，附属于全国慈善总会，这实际上是“儿童村”的全国性组织。到2003年，已有4所“儿童村”，收留培养了400名服刑犯的子女，迄今为止，这些儿童及其刑满释放的父母无一重新犯罪。
与其他自发的民间公益组织一样，张淑琴也遇到了作为非营利组织注册的困难。“儿童村”只能以“罪犯子女教育研究所”（现在称“北京太阳村儿童教育咨询中心”）的名义在工商局注册，因此不享受税收优惠待遇，也不能进行公募，只能依靠个别的热心人捐赠以解决经费问题。例如校舍是一位马来西亚人所租用的，他慨然无偿地借给“儿童村”10年；医务所是一家药厂捐赠的；其余捐赠来自包括雀巢、奇异等企业以及英国“拯救儿童”等组织。“太阳村”的孩子也学习一定的劳动技能，如开垦种植校园内的小块土地、木工、剪裁等。有一批志愿者为张淑琴的事迹所感动，自愿提供帮助，并协助她成立了“中国照顾儿童志愿者协会”，其作用是动员这方面的志愿者不但为这一儿童村服务，而且也为其他儿童福利工作如孤儿院等服务。
张淑琴一直在探索生产自助、自给自足的道路。据2005年8月10日《公益时报》报道，经过十年的艰难摸索，张淑琴已经找到一条企业化管理的独特模式。她的“北京太阳村儿童教育咨询中心”既是非营利组织，同时又注册为股份制企业，她是法人代表。她注册过后，立即到公证处放弃全部财产，一旦“太阳村”终止存在，则全部财产转交其他救助组织或上交国家。这样，她就可以以这一公司的名义放手进行集资和生产，用以解决“太阳村”的费用。2000年，她在“太阳村”所在地租了一片土地，用以种植蔬菜、玉米，次年又扩租了260亩地，雇佣一些工作人员，加上大孩子的课余劳动，种植3万株梨树和枣树。三年后，果实累累，她又为出售这些果子而奔波，其首先销售对象是监狱。后来，她想出认领“爱心树”的办法，每棵50元，现已认出3000棵，又可用以进行再生产。以后还将进一步发展，例如建立果品深加工工厂以及其他产业，而一部分工作人员就可来自刑满释放人员，这样形成良性循环，把安置刑满释放人员与照顾教育服刑人员子女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合作社的经营管理模式。这是一种新的创造。张淑琴从陕西走到北京，还打算将来进一步走向国际，在国外设办事处。不仅是向国外集资，而且是把这种模式向国际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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