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对于“诗歌”来说具有如此悠久的传统，而“革命”与“诗”的短暂嫁接却是20世纪的事情，在这个“历史”以某种方式“终结”和某种形式的“革命”也已经被“告别”的时代里，谈论“爱情、诗与革命”似乎是一种冒险的行动，尤其是对于“诗与革命”来说，往往被作为一份需要偿还的历史债务，而《山岩上的肖像——聂鲁达的爱情·诗·革命》一书，编写者却有意识地把这份“债务”叙述为“遗产”。
     
    这是一本纪念智利诗人聂鲁达诞辰一百周年的书，编写者没有按照时间顺序来编排聂鲁达的诗选，而是采用“爱情”与“政治”来分别叙述聂鲁达给人们留下的两副面孔。如果说聂鲁达是以书写情诗而获得诗人的声誉的，那么他却是在反抗独裁统治的斗争中离开世界的，因此，聂鲁达不仅仅是使用西班牙语写作的诗人，也是参与到西班牙内战、拉美革命中的政治家。
     
    在爱情部分，编写者叙述了聂鲁达的情感经历，诗人似乎天生就是有情人，从其早期的《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到《船长的歌》，都是聂鲁达献给不同女性的情诗，而且“性”成为诗中经常出现的主题。在这里，突现“性爱”的意象并非要颠覆传统的或现代的清规戒律，按照编写者的说法，“西班牙语诗歌中，歌咏爱与性是一条永久的脉络”；但是，很少有像聂鲁达这样，如此固执与放肆地描写爱情。在这些诗中，诗人／我“亲自”登场，出演一幕幕或欣喜或悲伤的爱恋中的男主角，而女人／你或者自然、大地成为诗人铭写的对象。正如编写者所指出的，在聂鲁达的情诗中始终包含着男性沙文主义的影子，这也成为以我／主体对你／客体的欲望关系为结构方式的诗歌写作的内在动力。在这种似乎是表达爱恋、思念、绝望、妒恨的情绪中，女人的身体被书写为自然的一部分，或者说把自然作为女性的隐喻方式之一，这充分说明聂鲁达诗歌的感观主义和物质主义的特征。
     
    如果说爱情是诗人私人生活的一部分，那么政治则不仅仅使诗人拿起诗歌来战斗，而且政治活动本身就是聂鲁达“创作”的一部分。1939年，智利人民阵线政府决定派聂鲁达去法国，让他作为智利负责西班牙移民事务的领事，把受法西斯迫害逃到法国的西班牙人从监狱中营救出来，并接到智利。在克服种种困难之后，聂鲁达为数千名西班人建造了逃离死亡线的“诺亚方舟”，这被聂鲁达看作是他写过的最好的“诗”。1945年7月，他加入了智利共产党，于是在诗人／共产主义战士的双重角色中，聂鲁达的诗歌开始由早期的情诗转向描写政治、历史，“情诗”中的“我／个人”也逐渐变成人民、兄弟或“所有人”，比如在《亡者》这样一首情诗中，就脱离了单纯地去描写男女之间的忠贞爱情，“如果突然间你不再活着，我还将继续生活下去”，“因为在人们沉默的地方，要有我的声音”，“亲爱的，因为你知道我不只是一个人而是所有的人”。聂鲁达用更多的诗篇来讴歌古巴革命的胜利、反对专制者的暴力，这些诗歌同聂鲁达在议会中为智利北方的矿工代言、帮助社会民主党领导人阿连德获得竞选成功等政治活动联系在一起。
     
    除了亲自参与到现实政治的斗争之外，聂鲁达还用诗歌来书写美洲的历史，这集中体现在他花十几年的时间写作了被誉为20世纪西班牙语中最伟大的拉美史诗《漫歌》。诗人用诗歌发现了美洲，发现了美洲的历史、地理和人民。整部诗集都是从抒情主体的个人角度书写历史，充溢着主观的情感，但是在诗集最后，抒情主体直接出现，讲述自己的历史，表明诗人经历了战争和逃亡的磨砺之后，坚定地将自己视为在美洲土地上生活、劳作的普通劳动人民的一员，他的生命是人民历史中的一部分。因此，《漫歌》不仅仅是美洲被殖民者侵略与反抗的历史，也可以看作是聂鲁达的自传。正如他在一篇诗集的序言中写到：“我是在美洲南方寒冷的雨水中长大的……然而当我发现了她温柔的人民，当我发现了她那强大的兄弟般的人民的时候，她的不可磨灭的土地使我的心灵感到了完美和充实。我怀着友爱之情，将我的诗歌献给这里的土地和人民”。
     
    这种分别把聂鲁达书写为爱情的和政治的方式，似乎在爱情（个人）与政治（社会）之间存在着某种张力，但其实编写者一再强调聂鲁达的诗歌内容并非可以如此简单地划分为爱情与政治。表面上看叙述方法把爱情与政治分开，从全书来看却处处在探寻二者如何统一在聂鲁达的生命和诗歌中。这与其说是为了“浮现一个立体的聂鲁达”，不如说是对把爱情与政治截然分开的“冷战意识形态”的一种回应。在这个意义上，这本书可以作为编写者书写“聂鲁达一代留给世界遗产”的行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