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几乎已经没有人读诗了。倘若对只知星巴克、麦当劳、巴那那、迪斯尼、美国大片、流行音乐……的小资们提起聂鲁达，恐怕也无异于天方夜谭吧？

　　巴勃罗·聂鲁达(1904-1973)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一个响彻世界的名字，是一团从南美燃烧到东方的火焰，是一首昂扬着理想与信念音符的交响乐。他来到这个世界已经百年。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他的影响与魅力不亚于马雅可夫斯基。

　　在他诞辰百年之际，少得可怜的媒体和出版界又提到了他的名字。他的爱情诗也开始全面的为人所知。当然，聂鲁达的文学成就并不仅仅限于诗歌。1995年意大利拍摄的电影《邮差》一举获得奥斯卡大奖，人们才再一次感受到聂鲁达震撼人心的魅力。他的情诗也因此成为出版界的小宠儿。

　　聂鲁达本来可以不以诗人为生。他16岁进入圣地亚哥智利教育学院攻读法语。1928年他23岁时进入智利外交界，先后任驻仰光、巴塞罗那、马德里领事、大使等职。1945年当选国会议员。同时以文学上的成就荣获智利国家文学奖，他本来应该前程似锦。但他却选择了另一条不甘心做外交家的荆棘之路。当选国会议员的那一年，他加入了智利共产党。他所付出的代价是遭到缉捕而被迫流亡国外，“死亡、酷刑、阴影、寒冰”时时像噩梦一样笼罩着他。但是他无怨无悔，而一直为他的理想、信仰、祖国和人民歌唱。尽管他数次被自己祖国的政府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但在流亡的孤寂岁月中，他从未忘怀祖国。在生命的最后岁月，他终于回国，悲伤地逝世在他深爱的土地上。1971年诺贝尔文学奖对他的评语是：“他的诗歌以大自然的伟力复苏了一个大陆的命运和梦想”，切·格瓦拉是拿起武器为梦想和信仰而战，而聂鲁达则用的是手中的一支笔和诗人的歌喉。

　　不可否认，聂鲁达是感情丰沛的诗人。他热爱大自然特别是与大海有关的一切事物，喜欢养鸟和狗，酷爱收藏，热衷于绘画和造型艺术，迷恋于侦探小说和商业电影，当然，也写情诗。但他仍然是英雄史诗中的斗士，他热爱祖国和人民，追求理想和信仰，憎恨一切丑恶。聂鲁达不必同流合污，他完全可以凭借名声，啜着香郁的咖啡，低吟着情诗，在外交官和议员的远大前程中安享晚年。但是，他最终选择了一条为理想、信仰、人文和荡涤不平等制度奋斗的不归路。

　　聂鲁达的诗和精神感召过千千万万的人。切·格瓦拉是一个，阿连德也应该是一个。阿连德是社会主义者，在上世纪70年代与智利共产党组建“人民团结阵线”政府，成为智利有史以来真正的民选总统。也由此引起右翼独裁军人如丧考妣般的仇视，终在1973年9月11日发动政变。阿连德本可以出走避难，但为了忠于他的理想、信念和职守，坚决不离开总统府并拒绝投降，终被罪恶的子弹击中而殉职。我的脑海中至今定格着阿连德生命历程的最后一个镜头：头戴钢盔，身穿白衬衫，手持卡宾枪向叛军英勇还击，最终倒在火海中的拉莫内达宫台阶上，雪白衬衫上的碧血宛似盛开的玫瑰……

　　为什么重提聂鲁达？因为他死后30年，他生前毕生憎恶和抗议的丑恶现象依然如故。越来越多的人在享受着物质文明的同时不再关心这个世界，甚至没有是非观念和羞耻之心。遑论理想与信仰，连起码的爱国心都抛到爪哇国去了。一个民族贫穷落后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麻木不仁，没有追求。物质的丰富使得人们越来越缺乏理想、信念、情操、节守，这是最令人痛心的。

　　因此，我似乎听见忧郁的聂鲁达在问：还会有人读我的政治抒情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