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提出防止贪污、改善军公教人员待遇等案，一方面严惩贪污行为，一方面明订规章，使军公教人员“禄足养廉，升迁有序”。
　　以上5条适用于一般行政工作。各部门则另有专案，其要旨如下：
　　一、财政。提出改革租税及改进税务行政等案，大力解决税捐滞纳积弊；运用“美援”与地方款项，改善贫困地区状况。
　　二、金融。务必加强金融信用，“建议政府决定将中央银行及其他行局复业，期在整个金融机构组织方面作全面之调整”。
　　三、经济。建议公营事业确立企业化管理方式，划清监督与经营的职权，“关于一般行政机关实施之事前审计，稽查条例规定采购或营造之招标订约手续等，均不予适用于公营企业，俾能争取时间，得以机动营运”。
　　四、预算。建议渐次推行绩效预算。由于台湾没有绩效预算经验，建议延聘外国专家协助改革。
　　五、文教。修订课程内容，各校有权自行选用部编或各书局编印之教科书；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缩减军训及服役期限；中等及大专院校的联合招生应缩小范围，“不宜照现制统一办理”；改善条件，吸引留学人员返台工作。
　　六、考铨。建议重新确立政府机关编制员额，取消额外及临时人员，“提拔真才”。
　　七、法治。针对行政干预司法独立的现状，建议“将现役之高等法院以下各级法院改隶司法院，检察官则仍为司法官，但不改变现行由司法行政部监督配置于各级法院之制度，俾可体用兼顾”。
　　八、防务。节省开支，移缓就急；军工生产与民用工业应相互配合，调剂盈亏，”在平时，军营工业之剩余生产力可以兼供生产民需品之用；在战时，与国防有关之公民营工业因有计划的逐步发展，可供军需品之生产“。
　　在王云五主持下，临改会在半年内提出88项提案，每一提案均有较具体的建议办法，工作效率不可谓不高。但不免有粗糙疏漏之处，主要是由于“国防部”不愿合作，使有关资料“全付阙如”，而省、市的资料也很难收集，以至王云五慨叹道：“如期完成八十八案之建议，在数量上不可谓少；但其中或以资料不足，难免使人讥其挂漏不全，或以问题之大小悬殊，难免使人疑其镏铢不称；或以仅提供原则上之建议，未能详举实施办法。”由于军费开支极其庞大，而党外人士王云五支持的改革调研工作又无资格涉及军事机密，使整体改革方案漏洞很大，也无法全面推行。9月1日，王云五在“总统府临时行政改革委员会第三次建议案”中抱怨道：
　　国防方面因内容多保守秘密，提供之资料多属间接，复以范围过广，本会限期过促，虽勉成建议数事，殊觉未能作更多之贡献。窃以国防费占国家预算不下百分之八十，能节约开支固大有助于国家财政，即原预算毫不变动，如能注重优先，移缓就急，亦定有补于国防。本会对此任务未能如愿达成，殊感惶愧。
　　对此，王云五与临改会只能徒叹无奈。88项改革建议案，涉及到官场腐败、军费浩繁、金融混乱、人权受压等敏感问题，因此各项改革建议案在当时不许见报。舆论界对此很为不满，或旁敲侧击予以讥评，或要求当局尊重民意。1958年8月11日台北《大华日报》以《何机密之有》为题，发出疑问。1958年6月10日台北《民族晚报》发表题为《公布行政改革建议案》，要求将有关改革的办事程序和具体设施公诸于众。即使有些言论支持行政改革，但对改革要取得实效，仍感到希望渺茫。《自立晚报》以《行政改革委员会的成就》为题发表社论，对于该委员会所取得的“成就”比喻为“只绘蓝图，不包工程”，对行政改革能否付之实施，表示担忧：
　　由该会所提方案如此之多，涉及范围如此之广，殆如医生看病，已致百药并进之境地，不难窥见我们行政上的毛病，不一而足，倘不尽速调治，后患实不堪设想。……行政改革委员会对于巨厦之翻修，只绘蓝图，不包工程，对于病人之医治，只开处方，不司药剂，关于其所提出的建议案，能否实施，无法负责。但我们除吁请政府当局对其建议案迅予采择施行外，仍盼望该会主持人王云五暨其他专家们，既能发掘问题，而又提出解决问题之办法，当须继续努力，以促改革方案确能见诸实践。
　　舆论界对“王云五暨其他专家们”的盼望，实际上是间接向国民党最高当局请愿，要求全面、切实地革除台湾弊政。为了维持统治，蒋介石也需要革除行政效率不高等一般性的弊政，但需要保持军费庞大、压制人权等特殊性的弊政。1958年7月，“副总统”陈诚兼任“行政院”院长，“考试院”副院长王云五调任“行政院”副院长。这一人事调动举措的重要意义之一，便是要把行政改革纳入蒋介石预定的轨道。到1958年10月，“临政会”编印成《汉译胡佛委员会报告纲要》及《行政改革言论集》40万字，该会改革案总报告80万字。总报告中包括88案全文。蒋介石于12月10日以代电致陈诚，对各案如何分别处理作出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