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父亲，他们的母亲弗朗西斯的影响似乎要更为巨大深远。弗朗西斯是一个极其虔诚的英国天主教徒，她心地宽厚，性格沉静坚忍，为人处世非常严谨，她那种力求完美的道德理想主义在她的孩子们身上烙下了深刻的印痕，使他们在面对尘世生活时没法不感到强烈的道德焦虑。这种影响在两个女儿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长女玛丽亚是一个出色的但丁研究专家，但最后却献身宗教，进了修道院。对姐姐的勇气和决心，克里斯蒂娜钦佩羡慕不已，在她眼里，玛丽亚献身教会后精神上所表现出来的平静安宁，简直就像圣果一般馨香，这一看法甚至构成了其著名长诗《魔市》的主题。尽管克里斯蒂娜没有步踵姐姐的后尘，但宗教信仰却已成为她的生活和诗歌的坚实内核。在一首写于十七岁前的诗里，她便已敏锐地认识到“欢悦带来的最终是悲哀”。
    对尘世欢乐的怀疑、否弃和抵拒，在她以后的诗里屡唱不绝，成了其诗歌创作的一个基本母题。在实际生活中，她也按照宗教律令严格自控，甚至达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为了净化自己的精神使之不受外界任何不洁事物的玷污，她从十八岁后就开始拒绝到戏院看戏；她喜欢下象棋，但一想到下棋会激起好胜心而且容易上瘾，就又狠心戒棋。道德上的谨小慎微甚至影响到她的阅读。她虽然很喜爱意大利文学，却从不愿读薄伽丘这类作家的作品；塔索是她非常钟爱的作家，但她从来都没有从头到尾通读过他的书，因为她不愿意读到那些“不太合适”的段落。她长得很美，被她哥哥的朋友们奉为先拉斐尔派的皇后，可她却总是穿着一身黑衣服，打扮得像个修女，以至她哥哥禁不住要在信中埋怨：“唉，克里斯蒂娜，你的心也许像一只歌唱的小鸟，可你却穿得像一个教堂里的引座员。”
    长期的自我压抑不仅损害了她的健康，使她年纪轻轻就病痛缠身，而且也使她看上去要远比实际年龄老得多。我无法忘怀第一次看到克里斯蒂娜的相片时那种既震惊又辛酸的心情。相片里的克里斯蒂娜看上去很瘦小，她靠桌站着，穿一件缎质的束腰撑裙，一条深色碎花的披肩低垂到腰间；她的脸稍稍侧转来对着你，头发紧贴着脑门从中间分开，在脑后挽成一个髻，嘴唇紧抿着，微微向下撇成一道弧线，眼光则异常冷锐，满脸是那种蔑视一切的讥嘲和傲岸的神色。倘若不是相片底下标着“克里斯蒂娜，1863”几个字，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个表情森冷、面容苍老的妇人就是年仅33岁的克里斯蒂娜。
    虔敬的宗教信念虽然会使生活的道路变得清晰、简洁，让你在任何时候都不致迷失方向，但它也常常会成为一个不堪承受的包袱。人毕竟生活在尘世，尘世生活需要的是不妨失诸鲁莽或粗率的行动的勇气，倘若抱着追求完美的道德理想，事事都不敢稍悖于宗教旨意，规行矩步，那么尘世生活就会成为一场难以忍受的磨难。用天堂的标准来衡量尘世，世俗的一切快乐和幸福当然都是值得怀疑的，甚至根本就微不足道。正是这种严苛的怀疑使克里斯蒂娜两次将爱神拒之门外。拉斐尔兄弟会的一位青年画家詹姆士·柯林斯爱上了她，向她求婚，却遭到了拒绝，原因是他是罗马天主教徒，而克里斯蒂娜是决不会和一个与自己的宗教信仰不合的人结合的。在柯林斯改宗后，障碍似乎消除了，两人于1848年订了婚。柯林斯似乎是个意志不够坚定的家伙，时隔两年后，他又重新皈依罗马天主教，两人分手也就在所难免了。尽管事后看来柯林斯只是一个资质平庸的可笑人物，根本就配不上克里斯蒂娜，但克里斯蒂娜在当时无疑是非常爱他的。在两人分手以后，有一次克里斯蒂娜在街上散步时，碰巧看到柯林斯迎面走来，她竟然激动得晕厥了过去。这场失恋对她的打击确实非常之大。查尔斯·凯利是闯进克里斯蒂娜心中的第二个男人。这位老兄用伍尔芙的话来形容，是一个“耽于理论的饱学之士”，“心不在焉、身着便装地满世界跑”。在1847年至1854年间，他曾跟老加布里埃尔学过意大利语，因此也许早就认识克里斯蒂娜，但只是在1860年后，他们才有机会频繁见面。尽管克里斯蒂娜很快就发现自己“深深地、永远地”爱上了他，但她还是坚决地拒绝了凯利的求婚。据她二哥威廉姆斯的解释，她之所以不愿嫁给凯利，是因为当她询问他的宗教信仰时，发现他并不是一个虔敬的基督徒，而竟是一个满不在乎的无神论者。所以尽管她爱他爱得那么深，还亲昵地称凯利是“我的最瞎最瞎的老鹰”，但她还是不能为了这种世俗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宗教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