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昨日不重来，毕竟童年“有眺望窗外的二楼房间，有可以依靠的大榕树，有童话故事般的溪谷，还有可以对着星空弹吉它的顶楼阳台”。
    这座精神的堡垒，在以后的岁月里，经常勾起人对童年的莫名的乡愁。
    这是一个起点，也是一个制高点，罗大佑的热情和批判力量，对时光的流逝、社会的变迁、成长的失落的感伤，那些至情至性的青春之歌，或许滥觞于此。
    
    对于罗大佑，我更愿意称之为“呤游诗人”，本来意义上的诗人或歌手。他行走在时代的城镇与村庄，以及过往的废墟之间，赤裸着双足，经历种种，甚至可能包括受苦受难或放纵，然后将他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用歌声传唱，打动整整一代人的心。
    是的，透过他用良知呐喊的沙哑的歌声，他对于急剧变迁时代的种种怪现象所进行的不遗余力的批判与质疑，对于爱情的百死无悔的坚定和绝望缠绵的等待，对于朴素纯真的往昔的无限感伤与追念，对于污染的环境、麻木的人性、冷漠的人群、喧嚣的时代的无情解剖，都叫人血脉贲张、目眩神摇、黯然心碎。在那个躁动迷茫混乱又狂飙突进的时代，他是一个墨镜、黑衫、长发的冷峻歌手，一个批判、反省、嘲讽的流亡诗人，他的歌是一种清醒的声音，令多少孤独的灵魂不再迷惘。
    在中国流行音乐史上，从来不曾有歌手像罗大佑这样，因为歌声而被誉为“情歌圣手”、“解剖社会的手术刀”、“台湾的音乐教父”。而对于罗大佑的精神世界的解读，一直到本世纪都未曾停止。但是，迄今为止，绝大多数解读都是从罗大佑的歌曲本身，或者成长于80年代的那一代人的基本生活经验，或者80年代的内部景观出发的。需要有一个新的视角，一把新的钥匙。它将是歌曲背后“最原初的”东西，这些东西直接与罗大佑有关，又深深植根于那个时代。上海译文出版社最近推出的《罗大佑童年》，正好满足了这样一种需要。童年那些美好的东西“也可能是我音乐的基因”，罗大佑如是说。
    在本书中，罗大佑用浅浅悠悠、简洁隽永的文字，对他的童年进行了个人化的抒情追忆。但他所追忆的那一段时光，不单是一个人的童年，也是一个剧变时代的童年。罗大佑是与他那个时代一起成长的，二者的胶合，恰如他的歌词与旋律，而且，那个时代以及它所挑选的歌手，已经长大、成熟。因此，在对童年的“意识回溯”中，也蕴涵了他对人生的体悟、事后反观那个时代的洞达与睿智，当然还有挥之不去的伤感。尘埃落定后，回望来时路，是一片清澈与澄静，而那些“最原初的”东西，就像我们在深夜回想初恋情人，迫在眼前，宛如当时。
    像所有伟大人物的自传一样，罗大佑一开篇就提到了他的祖先，但他特别强调的是到狮子头山给祖先扫墓。在罗大佑看来，这件事非同小可，它意味着一种归属感。而“这种归属感跟我的民族意识有很大的关联，从小我就意识到自己不只是属于现在这个时候，也属于很长的锁链中的一部分。”这是一种留存在血液里的记忆，或者说，与生俱来的根性，一旦从歌曲中流露出来，就化为浓烈的民族情感、家国之梦。它也给了人一种责任，一种敢于担当的自觉与勇气。因此，在罗大佑的歌里，我们时常可以听到他对国家历史、民族命运、现实社会、未来前程的热切关注。事实上，与传统的无奈告别，对现在的满腹疑虑，对未来的忧心忡忡，一贯是罗大佑的歌曲的语境。至于“告别”、“疑虑”、“忧心”，均由那个剧变时代的特质决定：一个时代结束了，一个时代局面未定。
    而当罗大佑正式展开他的童年追忆后，细心的读者一定会发现，他一再使用“精神堡垒”这个词语来指认童年。歌曲《童年》中那棵著名的“榕树”，意味着无可替代的安全感、无暇的友情以及某种寄托，而踏在宜兰医院旁边的一大片田野上，有一种“跟土壤不受分隔的畅快与自由”。但是，随着台湾迅速从农业社会转变为工商业社会，“鹿港小镇”变了模样。不再有“双脚踏着泥土的感觉”，不再有望着四边的青山问那无穷远的地方是否还别有天地的想象，不再有那种看到无穷远的自然的渴望。台北高楼林立，天空逼仄，霓虹灯闪烁，农村生活景观迅速消失。这是巨大的时代洪流，个体是无力的，只好伤感地阅历着周遭巨变，抚摸着失去的家园--一个“最没有忧虑，你可以穿着内裤到处跑，也不会觉得有非礼的地方”，痛感“我们失去了光着身子坐在门外乘凉的权利，失去了人与人之间最没有动机的笑容”。时代之轮滚滚向前，一种朴素纯净真诚的生活大势已去。与此同时，童年也在时间之流中逐渐而无可挽回地走向尾声，连同这段光阴里的故事。因此，在罗大佑的音乐世界里，每一个角落都弥漫着一种伤逝情怀，一种“往生不再”的苍凉，对失去的东西依恋不舍的惆怅。
    但是，尽管昨日不重来，毕竟童年“有眺望窗外的二楼房间，有可以依靠的大榕树，有童话故事般的溪谷，还有可以对着星空弹吉它的顶楼阳台”。这座精神的堡垒，在以后的岁月里，经常勾起人对童年的莫名的乡愁。这是一个起点，也是一个制高点，罗大佑的热情和批判力量，对时光的流逝、社会的变迁、成长的失落的感伤，那些至情至性的青春之歌，或许滥觞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