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提起一两年前的事，一个时髦的说法是：“上个世纪末”。这平平淡淡的几个字极易使人产生一种错觉--我们的人生仿佛一下子被拉长了，素来隔膜的历史烟云正太阳一般悬挂在我们日常的头顶。我们被“新千年”、“跨世纪”之类的媒体语汇突然冲击，一种人类发明的数字巫术正蛊惑着我们的心智。就像央视春节联欢会的“撞钟”仪式引起的欢呼一样，“世纪之交”的人为盛典也流感一样潜入地球村的每一扇窗户，于是，黄口小儿的几声咳嗽听上去也陡增了许多“历史感”。
    如果我们的记忆力足够好的话，两三年前发生的事应该依稀记得。那时，文化界仿佛一下子“老”了许多，到处都在“盘点”，且算的都是“世纪账”，“百年账”。很多人被时间的灰尘呛得咳嗽，流泪，有的干脆患上心肌炎。在学术圈，“综述”类文章最为抢手，怀旧的气息弥漫；而文坛，不知怎么竟成了刀光剑影的战场，“盘点”升级为“清算”：这里在上演名为“断裂”的行为艺术，那里在宣读致20世纪文学的“悼词”；北京有人在“剥”大师的“皮”，陕西有人在搞“十作家批判”；鲁迅也好，金庸也罢，见一个“灭”一个；余秋雨必须“忏悔”，周星驰理当“优待”……这种“狂欢节”般的言说盛况正应了一千多年前，钟嵘在《诗品序》里所作的描述，真是“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议竞起，准的无依”。
    诚然，这些经过精心策划的“世纪末言说”大抵都有较强的观赏性，然而观看了太多的“文化杂耍”之后，受众的味蕾开始麻痹，面对文坛小子们的“生猛表演”，我们总算学会了报以几声哈欠。我的渐渐趋于鲜明的态度是：如果那些炙手可热的出版物老是贩卖奇谈怪论和别字病句--就像不学好的盗版书--不去凑那个热闹也罢。这么说，是否偌大一个图书市场真就找不出几本“养眼”一点儿的书呢？那倒也不是。手边这本书就让人感到欣慰。这就是骆玉明先生的新著《近二十年文化热点人物述评》。
    读这本五百多页的书，你会觉得作者很下力气地在发掘着什么，他的目光在流年岁影中穿梭游移，在白纸黑字中绕来绕去，不紧不慢的叙说，棉里藏针的点逗，黍离之哀，人琴之悲，就那样一笔一笔地皴开去，一波一波地漾开来，遂让人唏嘘咏叹，不能自已。但也不必担心嗅觉里会一直弥漫着历史的霉味儿--再怎么着这也是伸手可及的“近二十年”，更何况作者取景框里的人，有几位好好的还在。“人们关注名人终究是为了关注自己，是为了从中得到对所处生存环境的认识和在世间生活的资财”。这是作者在《引言》里的一句话。我承认我对这话的理解透着俗气,因为它让我想起一首流行歌曲的歌词--“爱你就等于爱自己”。对照一下作者选取的对象--李泽厚，沈从文，巴金，周作人，张爱玲，陈寅恪，金庸，钱钟书，顾准--我还真就不觉得唐突。试问这些人物当中，哪个不是为不同趣味的人曾经爱着、正在爱着或还将爱着的呢？面对这些先后对20世纪后二十年的“文化生态”产生过不同影响的人物发言，对谁都不是一件便当的事，一不小心触发了什么引线，招来些不必要的是非，原也极正常。而这本书引起的反响却相当之好，在一个不小的圈子里，几乎是“奔走相告”；某种程度上，它甚至成了人们校正自己对这些“热点人物”观感和认识的一个潜在坐标。如果作者没有“爱”--对笔下人物也对自己--取得这样的成绩就不仅不易，而且几不可能。
    正如书的封面赫然标明的，《述评》属于“编著”之书。书里的一部分内容，是海内外已发表的有关文章的精心选班，另一部分是作者所写对上述名人的述评文字，以及对所选文章的“说明”；后者在表述个人见解的同时，兼有提要意味和连缀作用。作者说，“这一种结构似乎有些怪特，但考虑到既要保存那些具有代表性的颇为珍贵的资料的原貌，又要使全书具有系统性和整体感，遂处理成为现在的样子”（骆玉明：《说起那些名字》，《中华读书报》2001年2 月28日）。该书的体例一如上述，而其目的也如作者所说，乃在于“多少引发一些思想”，给爱读书的人“提供一种有意义的阅读”。作者恐怕没有想到，这一部“结构似乎有些怪特”的书所引起的阅读反应也颇不一般--编选的文章固然增加了书的厚重，但是，“骆玉明怎么说的”更成了读者视线的焦点。因为是“编著”，选出的文章原本散见于各类读物，其各自的独立性已经确立，故而这书的“活页”效果就很突出，骆氏的9篇“述评”和为数不少的“编选说明”（计52篇）不仅完成了“使全书具有系统性和整体感”的任务，而且，其自身亦成为一个独立自足的文本系统。据我所知，将作者的述评文字率先拈出一睹为快的人不在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