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情愿把《述评》当作一种新的人文研究著作来看的，它的信息量和启发性、文化趣味和学术含量实在也并不逊色于一部同样厚度的学术专著；但厌烦学院作派的读者正不妨在其中读到难得一见的美文。在这部书里，那个为一般读者所了解的古典文学教授骆玉明令人意外地不像是个“古典文学教授”，读完他精心结撰的述评文字，有心人会感叹，人为的学科分野正不知压抑了多少不该被压抑的聪明才智。而持论的允中、结构的灵动，笔触墨色间的张力、转关接穴处的圆融，更体现了文章学的圆熟老到而自备一格，可观亦复可喜。流连在作者那时而冷峻睿智，时而幽默婉转，将哲学思考、历史洞见、现实关怀和人性了悟“勾兑”得恰到好处的文字里，读者依稀可以瞥见，当年那班虽治专门之学而心系天下之事的“五四”学人的背影，倏忽一闪。在《陈寅恪的意义》里，如下的表述不能不让人动容：
    现代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问题，原比古代复杂。尤其是，所谓“西方文化”，究竟只是多重地域文化中的一种，还是同时也代表了就人类文化总体而言的较高的发展阶段（波普尔认为是后者），这是值得深思的；近代以来，中国人从西方所汲取的某些核心价值观--个人权利、民主政治、科学精神，是否为中国人所理应拥有和中国的发展所必不可缺的，这也不容回避。无论怎样说“民族文化本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离开上述基本问题，就很空洞。陈寅恪在这些方面，显然有守旧的表现。它对君臣纲常之类每多留恋，而对民主政治实无好评。……总之，陈寅恪身上颇有矛盾的东西，若以其守旧的一面来支持“国学”潮，这“国学”的价值令人怀疑。
    作者自然是尊敬陈寅恪的，就像他未尝不深爱自己所从事的“国学”，但话题涉及“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问题”时，又能从大处着眼，周而不比；胸次浩然处，正可对照出那种“敝帚自珍”心态的局促。“显处视月”时收拾得利落，“牖中窥日”时也细腻精致得毫不含糊。在《张爱玲传奇》里，作者写道：“张爱玲的许多照片，都是以仰视的角度拍成，那聪颖的头颅再微微抬起，目光傲然而冷冷地打量着浮幻的世相；若是低下头，那便是顾影自怜的样子，对自己用着感情。她喜欢要人看她，却找不出解释的方法。” --小小照片所伸发的感想着实适合那观察对象的私密性情。而说起大侠金庸“火”起来的原因，理由又“刁钻”得让人忍俊不禁：“不少作家对自己那种不知从何而来的'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身份看得很像一回事，自个的灵魂尚且弄不明白，却喜欢对读者的灵魂动手动脚。”“内地的读者过去其实不大受作者和出版家的尊重，就像在商场里不受营业员的尊重。所以金庸作品的风行，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读了这样知冷知热的体己话，读者自然容易拾掇起那被遗忘太久的尊严感。
    此外，作者的好处又在于念得一口“藏”字诀，月旦臧否，不落言筌；对李泽厚的“寂寞”，对巴金老人的晚境，对杨绛回护钱钟书的做法，对顾准“苦难”之所由出的追问，一律“形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言外之意则一任读者自己琢磨。但也有忍不住的时候，如《侍钱“抛书”杂记》一文的“编选说明”，临了还不忘加上一句：“作者水晶该是不乏学养，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有时会酸溜溜得让人难过。”待你将该文读完，直觉得作者的奚落，还是一再隐忍的产物。
    关于《述评》，有人以漏选王朔和余秋雨为遗憾，而我，则想起另一位显然更值得一提的人物，他的猝死几乎成为20世纪末中国文坛的标志性事件；如果说，钱钟书的驾鹤西去，宣告了一个学术时代的“终结”，那么，这个人的英年早逝，则宣告了一个尚待命名的时代的开始。这个人，就是王小波。王小波去世五年多了，余温犹热，其“门下走狗”众多，大多文坛“骂客”都乐于在唾沫横飞时向这个人暗送秋波。我想这不是敬畏死者的老传统在作怪，而是王所崇尚“思维的乐趣”，的确给很多人带来了快乐--当然不仅是快乐。
    
    （《近二十年文化热点人物述评》，骆玉明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版）
    （本文选自《文景（Literary Landscape）·第6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