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蒂娜在婚姻面前的退缩，似乎并不完全出自于宗教信仰方面的考虑，她对纯粹的精神爱恋所抱有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以及自身性格上的软弱和缺乏决断力，也是使她数次在婚姻面前止步不前的重要原因。《三重奏》一诗最能反映她对爱情和婚姻的怀疑和畏惧，诗中的三个女人希望通过爱情来实现自我，结果却是以不同的方式毁坏了自己的生活：一个把自己扔进了耻辱的生活之中，另一个变成了一个肥胖而痴钝的家庭主妇，还有一个则为得不到所爱而郁郁以终。在克里斯蒂娜看来，男女之间的爱情也许甜蜜销魂，但它最终带来的却是毁灭性的耻辱和羞愧，它怎能比得上对上帝的爱呢？对上帝的爱是圣洁的，永恒的，它是一只坚定的手，或是一朵灿烂的光焰，牵引你步入天堂。爱情的美好只在于其虚无缥缈，宛如一个流动的梦，当梦成为可触碰的现实时，娇艳的花朵就会变成冰冷坚硬的岩石。因此克里斯蒂娜只愿意在诗里反反复复地倾诉“当我死去，亲爱的”、“记着我当我远去的时候”，似乎只有在死后，爱情才可以坦然接受，而在有生之年，她决不愿意成为任何人的妻子，即便是自己最爱的人也不行。可以想见，倘若克里斯蒂娜真的嫁给了凯利，而不是怀着对他的爱在寂寞中度过一生，爱情的光华也许会就此黯淡下去，不再那么值得珍视，而我们也就可能读不到像《歌》、《记着》、《死后》这样缠绵动人的诗篇了。爱情的逻辑竟是这般残酷，想来不禁令人泫然欲泣。
    
    门关上了，我从铁门栅之间
    望出去，看见
    我的花园，我的，在苍穹下，
    被鲜润的花树装点得五彩缤纷。
                         
    此刻我坐在这儿，无比地孤独
    泪水模糊了双眼；但我并不悲伤
    因为残存的一切都不值一顾
    自从我的乐土消失在远方。
    
    在弃绝了尘世之爱后，克里斯蒂娜所要做的就只是通过自我压抑的窄门走向天堂了。在最后的三十年里，她始终和寡居的母亲及两位笃信宗教、终身未嫁的姨妈生活在一起，竭尽赡养和照顾之责。这副担子对柔弱的她来说并不那么轻松，她没有工作，全靠她的几本书的版税（每年约40镑）来维持四个人的生活，因此她才那么珍视自己的著作版权，乃至在给出版商的信里屡屡郑重提到“我的珍贵的版权”。与物质生活上的拮据和窘困相比，她在精神上的负担要更为沉重。表面上看，她最后的岁月非常平静，宗教信仰和诗歌给了她巨大的安慰，使她能够忍受近三十年极其孤寂无助的光阴，然而无论是宗教还是诗歌，实际上都无法解除她精神上的深刻焦虑。她虽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但对自己能否得到拯救却始终缺乏信心，当她把自己和姐姐玛丽亚相比时，这种自惭形秽的感觉和对最后审判的恐惧就更加强烈了。她从小就喜爱诗歌，一心想当个优秀的诗人，但同时又不免了悟到诗歌终究只是尘世的花朵，没法和来自天堂的福音谐和共鸣。到了晚年，她放弃了早期喜爱的一些题材，倾注全力创作宗教忏悔诗和训诫诗，以及一些清浅流丽的儿童诗。也许对她来说，宗教和诗歌都不过是变相的梦，在这些或神圣或美丽的梦里，尘世的一切鄙陋、琐碎和平庸统统消隐不见了，那里闪耀着的永远是彼岸世界的爱和美，光明与温暖。所以她才会赋予梦以天堂的神圣性，在她的诗里，梦和天堂常常密不可分地交融在一块，成为一对互相应和的意象：
    
    哦，梦有多甜美，多么苦涩的甜美，
    只有在天堂里它才会惊醒
    在那里，相爱的灵魂栖息、交汇
    在那里，渴盼的眼睛
    看着天堂的门户
    缓缓开启，只进不出。
    （《回声》）
    梦是如此地甜美，她唯一的愿望
    便是在梦乡流连徘徊，永不醒来。
    
    我梦寐以求的是一个梦，
    只是一个梦；如今我醒来，
    极度地不适，疲倦和苍老，
    就只为酣梦了一回。
    （《幻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