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太多标榜“实验”“先锋”的话剧，别再硬着头皮叫好了，想轻松一下就去看赖声川的《他没有两个老婆》，编导演都不错，不沉重，让人憋着不乐都难。这出戏没有运用太多的时髦的声光效果，基本上就是以语言和表演两个语剧“最基本”的要素感染和打动你，它类似音乐中的“不插电”——回到话剧本来的出发之地。有时候原地踏步就是比长距离奔跑更有效——这也将从养生角度才说得通，但就是这样。
　　电视
　　号称“没有任何业界参与、完全民间立场”的“中国电视节目榜”评选如火如荼地进行。现在“民间”一词正越来越多地被使用被借用或者被误用，说明的确有一种新的力量在迅速地凝聚和成长。这种力量不是来自一个方面，而是多角度多层面的，是一种指向性很强的集体无意识。过不了两年，中国的文化界一定会发生一场“惊爆”的文化运动，它的性质和命名大概都会与“民间”有关。
　　闻听《围城》要拍续集，拿什么拍？那还是《围城》吗？
　　十多年前曾被热炒的“才女石评梅”，又一次在电视剧《生死之恋》中亮相。十年前，中国的物质生活还远不如今天丰盛，人们只要抓到一根“精神的稻草”，就会迅速将其变为粮食，庆大成“理想的天堂”。所以，石评梅在十年前成了一个传奇。“今天的石评梅”更多地以“爱情对象”示人，这很好，也很无奈，今天的精神世界，爱情挂头牌，相信爱情已很不易，这是物质生活对精神空间的侵略。
　　全世界都在直播的埃及胡夫金字塔探密，是一个大的玩笑。一个洞套一个洞，然后不了了之，这让人不得不怀疑这是一个商业行为，是电视台赚取广告的一个阴谋。商业时代一切以商为主，于是文化和科技都成了商业的同谋。所以，我们千万别太在乎结果，这种结果，生定是虚幻或魔幻的。
　　文学
　　钟敬文逝世。钟敬文是中国民俗学、民间文艺学和神话学的领路人，是将学术平民化的倡导者，是我最尊崇的当代大儒之一。他的“百姓创造中国文化”的思想令人景仰。钟敬文先生对于中国文化社会各阶层的分析，包括起因、发展、融合、传承、影响的理论，让我们这些热爱流行文化的后进，找到了踏实且扎实的“文献出口”。为钟敬文先生的去世起立默哀。
　　《大家》杂志搞评奖，选了金庸和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的主持人李潘做评委，一时沸沸扬扬。其实评奖这事儿别太认真，连诺贝尔奖也屡屡被人说东道西。评奖当然要炒作，炒作了才有影响，有了影响就权威了。世界上所有权威的奖都有名，什么诺贝尔、格莱美、奥斯卡、嘎纳、威尼斯，没名的奖算什么奖呀！没名的奖谁理你呀！即使是纯文学奖也得先出名，出了名才有“严肃”的资本。
　　贾平凹的长篇小说《病相报告》一脱稿就引来出版社的争相围剿，显然贾平凹已经由一个“经典作家”步入了“畅销书作者”的行列。这也是一种历史。我曾经很喜欢贾平凹的小说，遍寻文学杂志去读，但自《废都》起，我的这种热情没有了，可见到他的书我还是买，买回家“随便乱翻书”。这不是流行的错，是我们头脑中对“流行”和“娱乐”的误解造成的。其实到今天为止，我敢说，中国人还没有体味出“流行”和“娱乐”的真正含义。
　　《收获》杂志要为华语作家开出“百万大奖”的消息，怎么听怎么看都不是很对头，因为中国作家根本“不需要”这一百万，这一百万的提法明显脱离了中国的国情。年轻的、尚未出道的作家，给他一百万让他“升天”一定不是好主意，功成名就的中青年骄子，必定早已同商业联姻，一百万对他们来说已成过客，老作家有国家养，给他一百万他也不会花。一百万对于中国的文坛又是一个“大跃进”，你奖个10万8万是个鼓励，奖一百万就绝对有摇奖的嫌疑了。在中国文坛尚未成熟之时，重奖未必是福。
　　巴西作家保罗·科埃略来华虽然没有引起轰动，但却似乎也是一个好的现象的延续——这两年又陆续有一些大牌作家来华访问了，阿兰·罗布一格里耶，大江佳三郎，特朗斯特罗姆，不管他们是出于什么目的来华，都应该是个好现象——中国的文学与世隔绝太久了，这与中国的文字语气有关，但又不仅仅与此有关。中国文人因清高而清贫，因独立而孤立，因自信而自负，因自负而自绝于世界。
　　孙犁，一个与时下似乎没有太大关系的人、作家，他走了。孙犁这个名字好像早就与眼前这个“新时代”无关了。谁还知道《荷花淀》，关键在于知道又有何用？孙犁没有成为这个时代的一个“符号”，因为他在“符号学领域”不受重视，因为他固执地追求和热爱传统，他从不是“愤青”，从不反文化。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在文化上不“反”是没有地位的，不“反”的人是被“时代先锋”所不齿的。这是一个正话必须反说的时代，这是一个宁死也不能苟同的时代。所以，这个时代的文化是非常小气的，容不得“执不同政见者”，也容不得站在多数人一方的“冥顽不化者”。孙犁是个长者，有老先生的风范，我小时候受过他的教育，到今天我依然尊敬他，因为历史只能是延续，而无法跨越，所以，我为他默哀，愿他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