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惊人的推算
　　中国图书出版业中长期活跃着一批民间力量，业内呼之为书商。他们从图书零售做到批发，同时也介入出版。目前，间接从事出版的民间力量形式多样，但他们都对一件事情有高度的依赖，那就是书号的交易。撇开书号交易的法律意义及其性质不谈，仅从产业角度来看，我们就会发现，这种书号交易的规模的确已经发展到了惊人的程度。
　　据一位业内人士估计，目前国内书业至少活跃着1000家以各种方式介入出版的民营书商。假定这些书商平均每年出书十余种，那么每年进入“流通”市场被交易的书号，至少在1万个以上。如果每个书号平均交易价为2万元，那么整个市场的“产值”规模就在两个亿左右。
　　中国目前每年出书十四五万种，其中新书8万余种，除去教材教辅，剩下的一般图书最多也就在五六万种左右。就是说，每年通过买卖书号这种形式进入市场的图书要占一般图书市场的1/6到1/5。这一惊人的数字远远高于新闻出版署的统计口径。
　　另外，根据书业一个流传甚久的说法，目前市场上畅销书2／3的题材来自书商，而在这2／3的畅销书中，又有2／3是由书商全程操作的。
　　一家知名出版社社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陈，目前全国565家出版社中，如果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市场上生存，那么至少有半数将会死掉，这也就是说，这些出版社如果想要在市场上生存而又不依靠政府补贴，那么就只有出卖书号。
　　出版社的无能
　　2001年，分别有9家图书出版社和3家音像出版社由于从事了非法的买卖书号、版号的交易，而被新闻出版总署责令停业整顿。在今年1月15日召开的全国新闻出版局长会议上，出版署更是讨论并审议了《关于加强对文化工作室和经营者管理的通知》，对买卖书号、刊号、版号等违规经营活动拉响了警钟。
　　对于这份通知的实际意义及有效性，一些业内人士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中国工人出版社一位资深编辑向记者谈到，根据这个通知，今后申请工作室变得困难，那么申请者完全可以另辟蹊径，如申请高科技公司或别的什么。因此，这个通知的有效性值得怀疑。
　　在谈到民营书业这两年的发展时，这位编辑用了一个词：有声有色。他说，事实上，出版社与书商的合作越来越多，尤其是编辑与书商的合作，越是优秀的编辑，往往与书商合作越多，而那些不与书商合作的编辑，其能力反倒令人怀疑。书业权威媒体《中国图书商报》一位记者也表示了类似的观点。
　　书业界风云人物、华艺出版社常务副社长金丽红则表示，她对出版社买卖书号的行为极其反感，倒不是这种行为在政策上多么违规，而是因为这种行为证明了出版社的无能。
　　金丽红透露，目前华艺出版社年出书大约百余种，其中没有一种是买卖书号的结果。究其原因，有两点：一，买卖书号属违规，而且会带来很多麻烦；二，经济上不划算，卖一个书号最多获利两三万元，而一本书如果做好了，怎么都能带来10万元的利润。对于曾先后操作过王朔、余秋雨、崔永元等多位大腕的畅销书的华艺出版社来说，书号已成了紧缺资源。
　　新闻出版总署有关负责人透露，目前我国图书品种结构失衡。我国年出书14余万种，总印张376亿，其中占出书总品种近15％的课本，却占图书总印张的近49％、总销售的39％，教辅教材所占比重很大，而原创性作品特别是质量高、适销对路的品牌书不多，可供品种很少。
　　在这样的基础上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民营书业的存在，这几年中国图书市场原创作品、品牌图书的匮乏将更为严重。
　　民营书业：不可预期的未来
　　书号交易现象的出现，无疑与民营书业的存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过去，一提起民营书业，给人留下的印象就是“小、弱、散”。然而，近年来，随着民营书业的成长，尤其是一些有实力的民营书商的崛起，民营书业正有意识地朝着品牌化、规模化方向发展。
　　提到民营书业的品牌化，首先让人想到的是席殊、正源。
　　经过旌旗网上书店的一番虚热和震荡后，席殊已决定将重心重新转移到传统业务上来，令人关注的是，席殊的目的不仅仅是做图书连锁，而是瞄着比零售业更大的野心，即通过包销、发行，与出版社发展合作出书、策划选题，并获取出版利润，他们的目标是整个图书业。
　　正源早两年策划的《格调》，至今在人们的印象中仍记忆犹新，尽管这两年他们策划的图书品质有所下滑，但以国风集团为后台的强大投资背景，使得他们仍不可小视。
　　另外，像汉青、光明书架等，都是近年来崛起的新品牌。汉青第一个打出了“中国书业经纪人”的概念，其操作完全按照国际化的标准进行。而光明书架在短短两年时间内，就推出数十种市场叫好又叫座的图书，其中一些，如《悟空传》、《生存手册》等，可谓深入人心。
　　造成民营书业这种变化的原因可能有三：
　　第一，过去一些民营书业从业者自身的实力、素质和理念都在提升，而另外一些新加入进来的经营者，往往又有着更好的学历和经营背景。像近几年的超级畅销书《穷爸爸，富爸爸》、《谁动了我的奶酪》等，就是由一批海归派书商操作，他们带来了新的经营理念和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