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番花信风
文/沈书枝
  没生孩子前，景云最害怕的是上环这件事。

  这害怕因景云某一年在网上看到的报道而来。很多年了，如今她已想不起那个报道具体说了什么，只记得是写她妈妈辈的妇女——计划生育推行时的第一批育龄妇女——子宫里植入节育环后，渐渐忘却了它们的存在，到这时年深日久，金属嵌进肉里，再去取出可能会发生种种危险，小则粘连，大则大出血，但若不取，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于子宫里，也易给身体带来种种妇科疾痛。那是一胎政策还在推行的时期，二十六岁的她第一次知道了这些平常生活里绝没有人向她提起的知识，感到喉咙发紧，四顾茫然。一切都清清楚楚向她显示，生过一个孩子的女性，其后等着她的是往身体里放一个金属环。只要一想到要在身体里放入那样一件异物，接受它此后长达二三十年的存在，忍受它可能带来的疾病和痛楚，忍受这种不能选择的不自由，她就感到恐惧。这害怕无人可诉，它太私密，即便是关系深切的女朋友，也不好意思开口，毕竟彼此间连句与性有关的玩笑都没有开过，何况对那时的她们而言相当陌生的生育呢？最重要的是，毫无办法，和朋友说也无济于事。她感到一种受骗后嗒然的冷落，像小学二年级周六的清早，醒来后发现前一天晚上答应带自己去初中上半天学的姐姐已偷偷溜走，她拿着红领巾追到前村的村口，终于在茫茫大雾中不敢再往前走，站在坡上大哭起来时一样。姐姐结婚后生了一个女儿，在妇产科当护士长的她，身体里也有这样一个环，景云却从未听她本人说起过这件事。上环和性生活、避孕乃至更不幸也更指向道德问题的堕胎一样，是隐藏在生活的水波底下的淤泥，哪怕只是试图拨开一下上面掩盖的水草，也足以使人感到不安和羞耻。

  那时，在恐慌之中，景云也不好意思去问姐姐，但想到妈妈身体里的金属环，又实在担心，只好去找年龄更近的妹妹。景云问，妈妈以前上的环，取了吗？没取的话，这么多年是不是该取出来了？我听说很多年不取可能会粘在子宫里。妹妹说，妈妈没有，妈妈结扎了，你忘了吗？妈妈生完我以后就被拖去结扎了。她松了口气，头一次为妈妈当年是被结扎了输卵管而非上环而感到庆幸。那次手术，乡下的医生在妈妈的肚子里留下一块纱布，很快她的肚子开始疼痛、膨胀、流脓，却无人管顾，最后靠爸爸给人磕头把她送进了县医院，在那里捡回一条命，妹妹也因此经历了一段没有妈妈、没有奶水的凶险生活。这件事她们小时候常听父母像故事一样讲起，不知怎么她竟一时急忘记了。

  在那之后几年，每当想到自己的年龄，估算着最晚可以推迟到什么时候结婚或生孩子，她常常会忍不住产生疑问：为什么世界上明明有那么多生了孩子或将要生孩子的女人，却从没有一个人提起过这种害怕？那些生下一个孩子的女人，都是在生孩子前就英勇地准备好了，时间到了就戴上这冷冰冰的工具，然后任由它在身体深处停留吗？那么多人却没有一个人说些什么，单单显得怀有这种恐惧的她娇弱、想得太多，是可以被批评和指责的了。女性的身体总是私密，虽然它们又是那样高度统一地被规划着，这么私人的话题，怎么好意思在网上提起呢？做一个在生育之前就提出问题的人，她没有那个勇气，只能在想起这件事时，把恐惧默默压进心底。有时她也疑心，是否也有可以不上环、吃避孕药的选择，但既然还在二十七八岁，还有幸没到专家嘴里划的三十二岁“高龄产妇”的红线，和嘉林也还没有结婚，提前去查这些似乎也是多余。她确实和嘉林提起过几次，他是她唯一能与之谈论这件事的人了，他也与此密切相关。“先别担心了，”那时是男友、后来是丈夫的嘉林用他一贯简洁也就是高高挂起的口吻说，“等到要生的时候再说。”她不能强迫一个不是真正关心的人变得关心，只好把常常在心里转的那个念头又拿出来安慰自己，说不定那时候国家政策已经变了，不是一直在说很快就要开放二胎了吗？

  她在这样想起来就禁不住焦躁恐惧的心情中又拖了两三年。到她二十九岁那年，国家政策终于出来了，却是“单独二孩”，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看到新闻那天，她的懊丧和愤怒简直超过了之前。她和嘉林都不是独生子女，都生在农村，当年逃脱得相对容易，如今自然也就没有了“二孩”的资格。怎么还不全面放开？她不能一直拖着不生孩子。然而这次没有等太久，一年多后，“二孩”政策终于开始实施了。她等到了可以生两个孩子的允许，可以生两个孩子，就是生一个孩子不用被动节育。那年过完年离家前，爸爸对她说：“你和嘉林年纪也不小了，可以考虑下婚姻大事了。”于是她和嘉林一起凑了郊区一个小房子的首付，在三十一岁结了婚，三十二岁生下了孩子。


作者简介
  沈书枝,1984年生，安徽南陵人。有散文集《月亮出来》《八九十枝花》《燕子最后飞去了哪里》《拔蒲歌》。正在练习写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