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网：您曾坦言，写《当父亲把我忘记》时一度觉得“文学是矫情，是隔靴搔痒”，甚至对虚构失去信心。但从小说家到非虚构写作者，这种“被迫转向”反而让您的非虚构作品呈现出极强的细节感和叙事张力，被读者认为“更像小说”。在您看来，小说家的手艺——比如结构意识、细节捕捉——在非虚构写作中，究竟是加分项，还是需要刻意克制的东西？

  薛舒：《当父亲把我忘记》写的都是自己家里的事，我担心太真实，就削弱了文学性，或者说，写的时候我过于沉浸在真实生活中，顾不上文学性，这可能会影响作品的艺术品质，所以，我在后记中进行一番“文学是矫情，是隔靴搔痒”的解释，其实是怕读者批评我不够文学，于是先作出一番“我在这部作品中可能不太文学”的表达。写《当父亲把我忘记》是在2013年到2014年，当时我对非虚构没有太明确的概念，我只是记录那些发生在家人以及自己身上的事，以及我内心涌动的思索。一开始，我是当日记写的。写了一段时间，发现快要变成一个长篇的体量了，对于父亲的疾病，我也在心理上有了更多的接受度和应对方法，于是想，不如让这些乱糟糟的日记变成一本书吧。于是重新梳理，重新构架，重新修改。当时就认为这十多万字，都是发生在我们家的真实故事，并不是小说，那就是非虚构了。我更多的是写下一些情感、情绪、生活困境，写下对发生的一切的自我的思考。

  但是写小说，我就必须要赋予小说一定的高于真实的部分，从个人创作的感受来说，写小说更有趣味。当然，创作两种体裁的作品，更大的不同在于作为当事人的心理和态度。写小说时，我考虑更多的是角色情节以及故事构架，同时也是对作者的文学观念和审美意趣的考验。我对自己的最基本要求是，不直接输出思考和观点，而是通过角色去呈现。思想隐藏在角色和故事的皮肉之下，投射到读者，可能有的人在看故事，有的人关注人物，故事背后的思考，也会各不相同。写非虚构时，我可能更多地去呈现事实，也发出一些属于个人的观点和质疑。但同时，我也在不断地与内心的“羞耻感”撕扯。因为，小说的观点是属于角色的，我躲在角色背后，以逃避对自己的怀疑和批判。但非虚构不是，当我决定这一部作品是非虚构时，我就要承担起欲望、自私等人性暴露之后的被怀疑、被指责、被批评，我会有羞耻感，但同时觉得，既然决定要写，那就克服这种羞耻感，承认每个人包括我自己都会有人性弱点，并承担这一切。

  中国作家网：在“生命两部曲”中，您一方面以第一人称记录了面对父亲患病“最为黑暗的日子”，包括对母亲的抱怨、对自己的责问；另一方面又以冷静的笔触书写临终病房的众生相。从“私记录”到“公共书写”，这个跨越是如何完成的？写自己与写他人，哪一种更难？

  薛舒：《生活在临终医院》这一部，是我以个人视角对临终病房的呈现，是我的“看见”、“听见”，以及感受。除了我的父亲，我还写到了我父亲的病友、病友家属、护工、医生等旁人。写自己与写他人的难度不同，写自己，难在看不清自己。当我们成为旁观者，我们往往是清醒或客观的。但我们在描述自己的时候，我们总是带着各种各样的滤镜或局限，成长环境、教育背景、生活方式，甚至遗传基因，都会影响我们的判断。可能我还是没有及时把这一次的书写定位为“公共书写”，所以，我觉得自己是有局限的。我在豆瓣上看到有读者批评我“优越感”，比如书中写到与母亲的争执，写到“夏奈尔香水”“复旦大学”，写到护工的长相，口音，来自哪个地区等等。这些在我看来都是真实，但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真实被公诸于众，那会被认为是一种“冒犯”。所以，写非虚构，尤其是以个人视角介入的非虚构，我需要时刻记得，我身在其中，但我不是主角。

  “跨越”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成功，《生活在临终医院》还有很多需要修正提高的地方，我的非虚构创作，也还有着很大的学习和进步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