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共识沉淀。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中国半殖民地化的加深和社会近代化体系的形成大体同步，这一变迁导致社会生活范围的拓宽、社会生活模式的变换和社会生活内容的更新。辛亥革命推翻了专制的封建帝制，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堪称成功；但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力量还是软弱，并且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有着难以完全割断的联系，与广大下层劳动群众则严重脱离，这使得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勇气、也没有力量把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辛亥革命没有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境遇，没有完成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恰如民国初年同盟会元老蔡济民《书愤》所言：“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辛亥革命的果实很快被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窃取，初生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在中国只存在几个月即告夭折。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化成直、皖、奉三系。在帝国主义列强操纵下，中国陷入四分五裂的军阀割据和混战之中。在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军阀势力的统治下，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中愈陷愈深。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尝试过帝制复辟、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等各种形式，各种政治势力及其代表人物像走马灯一样粉墨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但都没能找到出路。到头来中国依然是山河破碎、积贫积弱，列强依然在中国横行霸道、攫取利益，中国人民依然生活在苦难和屈辱之中。

  当然，不论怎么看，这场辛亥革命还是推动了社会的进步，至少有两点值得肯定。首先，就如同鲁迅小说《药》里面借夏瑜之口说的那句“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就是“天下为公”思想的通俗表达；其次，就是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经过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与交融，保持一种开放包容的态度，并且创造条件，使外来的文明不但能够在延续至今的古老文明当中扎下根来，而且能够绽放出美丽的花朵。这种变化，并不是完全基于原先基础的一个渐进的或者是缓慢的自然过程，在相当程度上也可以说它是由于外部的冲击而造成的。英国的、法国的、德国的、美国的、俄国的、日本的等诸多文化对我们的冲击。各个民族的民族文化，在江南的广袤大地上融汇交流，对江南民众的社会生活产生巨大影响。经过百年激荡，最终都沉淀在老百姓日常生活的民俗文化之中。

  从1840年到1949年，这一百多年民俗文化世事翻腾，有的人归结为“社会转型”，有的人表述为“文化变迁”，也有人认为是“生活革命”。我想，还是应当以科学的态度，按照不同时间、不同地域、不同生活层面，实事求是地对具体问题做出具体分析。大千世界，世态纷繁，“横看成岭侧成峰”，发展也呈现出不平衡的状态。也许沿海地区发展变化较大，在嬗变的速度上可能要快一些，而内陆的省份发展变化相对较小，显得缓慢一些。诸如地域、交通、宗族、宗教、血缘等各种复杂因素的作用都不可忽视，需要我们继续作大量的实地调查和田野作业，从而得出科学的结论。

  《江南风俗图录》分为风味饮食、服饰冠履、民居建筑、行旅交通、生产商贸、文教卫生、娱艺体育、人生礼仪、岁时乡情、生活信仰等10卷，每一卷着重于从民俗文化的角度，重点描画社会生活的变迁。江南之地虽大，也只是中国的一小块；江南文化丰富，更凸显华夏民族的伟大。近百年里的中国广大民众，从贩夫走卒到商人农妇，芸芸众生都是本书收录描摹的对象；而那些政坛巨擘、革命志士、风流名士、丹青国手、艺苑人才等杰出人士，引领社会生活的主导潮流，代表着社会生活前进的“风向标”。本书在涉及这些人物的图片时，依然将他们看成社会生活的主体——普通的民众来看待的，因此，除极少数革命领袖注明之外，一般不再注明他们特殊的社会身份、头衔、职务或其他方面的贡献。这样做，应该更能体现出民俗的一种特点，广泛渗透于社会各个层面，而不是以人物的身份来分门别类，没有“高低贵贱”的区别。

  “非人磨墨墨磨人”，是宋代大文豪苏轼《次韵答舒教授观余所藏墨》里的名句，东坡先生说得太好了。在编撰《江南风俗图录》的过程中，经年累月，悉心搜罗，也是历经坎坷，甘苦寸心知。（详见附于书末的《〈江南风俗图录〉核心参考文献梳理与说明》）然而，江南地域广袤，各地风俗的内容和形式可能会有不同，加之本人才学识见所限，掌握资料有限，实地访问也有限，对一些问题的思考可能不甚周全，难以全面兼顾，还请广大读者见谅，多加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