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为研究中国近代曲艺史提供了重要资料。从清末到民国，戏剧、电影类画报不胜枚举，曲艺类画报却寥若晨星。曲艺作为说唱艺术虽历史悠久，但一直没有独立的艺术地位，近代将其归为“什样杂耍”一类，盛行于北京天桥、天津“三不管”、南京夫子庙、上海徐家汇、开封的相国寺等地。早在1925年10月，李剑虹虽曾在上海创办《游艺画报》，1926年4月再出版子刊《小游艺》，但此两刊均以普及艺术、传播游艺、追求高雅为宗旨，内容侧重于电影、教育、舞蹈、武术、民俗、小说等，涉及杂耍内容较少。而《北洋画报》《都市生活画刊》《立言画刊》《天津商报画刊》《三六九画报》等，虽都有杂耍内容，但只占画报的一小部分。唯有天津的《游艺画刊》以较大篇幅记录杂耍，既介绍各种杂耍形式的艺术特点，又记述当年艺人们的艰苦生涯，还报道全国各地著名杂耍场，更有对各个曲种的理论研究。

  大鼓书品种繁复，包括京韵大鼓、乐亭大鼓、铁片大鼓、梅花大鼓、西河大鼓等，声调有别无类，滥觞地域各异，当年最受观众欢迎。该刊介绍了京韵大鼓刘宝全、白云鹏、小彩舞、小黑姑娘、阎秋霞、方红宝、小岚云、林红玉等，河南坠子乔清秀，梅花大鼓花五宝、花小宝（史文秀）、齐俊英、李文芳，铁片大鼓王佩臣等。

  相声艺术始于明清，源于华北，流行于京津冀，普及大江南北，早期的“相声八德”名声最隆，相声名家中的万人迷、高德明、张寿臣、常连安、侯一尘、侯少臣、侯宝林、戴少甫等均可在该刊中找到相关报道。

  该刊分别报道了天津的小梨园、大观园、东兴市场，南京的夫子庙和北京杂耍界情况，刊有《北京杂耍界两幕惨剧》《北京杂耍园第二次失败》等；甚至曝光了当年名艺人的收入情况：“角色的包银是无定规的，只在邀角者为何人及出演于何地耳”。“因天津听者人众，故杂耍在天津发达。天津演员赴京出演，个人的成，团体的不成”：小黑姑娘3000元、乔清秀1800元、白云鹏1500上下、荣剑尘1000元上下、花小宝300至400元、武氏姊妹240至300元。杨芝兰、阮宝珍、武艳芳之优劣，花五宝、花小宝、王玉英之高次不能定，见仁见智。

  三是聚集名家刊登名作，邀请专家主持栏目。潘侠风（1914—1993）自幼酷爱京剧，唱念作打，样样精通，且练得一身好武功。曾出版《游艺画刊》《国风画报》《游艺报》《旧剧集成》等报刊、书籍，素有“京剧活字典”之誉，与在上海创办《十日戏剧》的张古愚，合称“南张北潘”。潘侠风在戏剧界的声名远播，颇具号召力，故而《游艺画刊》汇集了章一山、景孤血、戴愚庵、李燃犀、何怪石、于非厂、梅花生、涂雨公、张聊公、罗边生、侯北子、丁继良、张异荪、钟敬甫、王曰叟、王寰如、涂雨公、劳同萍、王猩囚、钟晓雷、夏香如等一大批戏剧、杂耍、电影、艺术界名家写手。该刊各专栏均邀请名家主持，如潘侠风的“旧剧集成”、李曲工的“杂耍”、丁继良的“文艺”、朱墨溪的“山南海北”、鲲生的“国术讲座”、王桂苍的“舞榭”和李济时的“乐苑”等。

  四是该刊深受读者欢迎，发行量大。《游艺画刊》的广告部在当年的报刊业首屈一指，每期除确保4个广告专版外，每页都要刊登丰富多彩的广告。即使这样，第七卷第八期画报还称“敝刊近日销路激增，广告亦形膨胀，因地位有限，致近月以来，时有抱向隅之憾者，殊属有负各宝号惠顾雅意，实为歉甚。为今之计，自下期起，其广告地位实行分摊制度，以稿到先后为序，刊满为止”，并将该期未能刊登广告的13家商号名单列后。正是由于广告部的出色业绩，才为画报在经济萧条、战乱频仍、交通阻隔的特殊时期得以生存，提供了必要的经济保障。该刊在北京、青岛、济南、保定、徐州、太原、烟台、潍县、彰德等地均设立分销处，该刊还长期向天津各机关和知名人士赠阅，直到1942年5月因纸张紧张，印量缩减，为优先满足读者起见，才暂停赠阅。据1943年第十一卷第十八期《新天津画报》消息称：“《游艺画刊》年来销量激增，每期实售已打破一万二千余份。”该刊之所以销量较大，还与天津民众对戏剧、曲艺的热爱有很大关系。当年京剧的四大名旦、四大须生，河北梆子的元元红、金钢钻、银达子、韩俊卿等，曲艺的万人迷、刘宝全、小彩舞、侯宝林等，都曾来天津登台献艺，无数名伶在天津走红，故而，梨园界曾有“北京学艺，天津走红，上海赚钱”之说。天津还被冠以“曲艺之乡”“河北梆子发祥地”“评戏的摇篮”等诸多头衔。当年的天津是戏剧界、曲艺界的一座考场，艺人们只有得到天津民众的认可，才能走红，进而走向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