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春秋》1944年10月创刊，范泉主编，上海永祥印书馆出版发行，为文艺期刊。该刊出版之初，先行出版《文艺春秋丛刊》，共出五集（为第一卷）后，改出《文艺春秋》月刊（自第二卷第一期始），自1949年4月，出至第八卷第三期停刊，总计出版四十四期。范泉于1947年1月至3月，编辑随刊附送的《文艺春秋副刊》共三期，1947年10月至1948年7月又另出《文艺丛刊》共六集。

  《文艺春秋》是20世纪40年代上海乃至整个国统区持续时间最长、基本上按月出版、囊括了当时绝大多数重要作家、进步倾向十分鲜明的文艺刊物。它在当时的文坛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上海书店出版现将《文艺春秋》用大32开精装，按照原刊版式影印，分装12册出版。并将该刊所有篇目编制成总目录和篇名、著者索引，以便读者检索利用。本文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陈子善教授撰写的《文艺春秋》影印本序。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百废待兴，本来就是中国新文学重镇的上海文坛又很快呈现一派新气象，重要的标志之一，就是新的文学杂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如《文艺复兴》《文潮月刊》《清明》《大家》《茶话》《幸福》等不断创刊；抗战前就已存在的文学杂志，如《论语》《青年界》等也接连复刊。在这些大大小小、风格各异的文学杂志中，范泉先生主编的《文艺春秋》异军突起，尤为灿烂夺目。

  严格地说来，《文艺春秋》并不是抗战胜利以后才创刊的。《文艺春秋》1944年10月创刊于沦陷区上海，署“永祥印书馆编辑部”编辑，实际主编是作家、评论家、翻译家、编辑家范泉（1916-2000），而刊名是“文艺春秋丛刊”。与其他的文学杂志不同，《文艺春秋》最初是以“丛刊”的形式面世的。

  “文艺春秋丛刊”一共出版了五辑，即1944年10月第一辑《两年》、12月第二辑《星花》、1945年3月第三辑《春雷》、6月第四辑《朝雾》和9月第五辑《黎明》。《黎明》问世时，上海已经光复了。“丛刊”创刊号《两年》有篇《编后》，应出自范泉之手，文中是这样昭告“文艺春秋丛刊”办刊宗旨的：

  在培植中国文化的前提下，书馆当局便决意在这艰难的物质环境中，络绎出版期刊和书籍，以补救目前精神食粮的不足。这次“文艺春秋丛刊”之《两年》的出版，便是发行期刊和书籍的第一步。

  话说得比较隐晦，“培植中国文化”“补救目前精神食粮的不足”的弦外之音，明白的读者还是能领会的吧？四十年后，《文艺春秋》主编范泉先生深情地回忆了当年创办《文艺春秋》的情景，不妨摘录如下：

  一九四四年夏天的一个早晨，复旦大学教务长金通尹先生来看我，和我谈起一家从事印刷业务的永祥印书馆，准备出版书刊。他已介绍了邵力子先生的侄女邵德璜在那里工作。现在书店准备成立编辑部，先出版期刊，要求学校推荐编辑部的负责人。他希望我去。

  金通尹先生是我的老师。……这次他来，和我细说了来意之后，用十分激动的口吻，最后对我说：“如果我们不去占领这个文化阵地，那末，汪伪的文化渣滓们就一定会去占领。”……

  经过一个多星期的调查，弄清了从清朝末年开设到现在的这个资本家企业的基本情况，并和许广平先生一起研究以后，我终于迎着敌人的刺刀，开始了我的书刊编辑工作。

  在沦陷了的上海出版期刊，必须向敌伪登记。为了逃避登记，决定用丛刊的名称分辑出版，每辑一个书名。

  采用什么样的丛刊名称呢？这是一个关系到刊物能否在敌人的鼻子下生存下去的问题。我征询了很多文艺界师友的意见……就定名为《文艺春秋》。这是因为这一名称，是比较通俗、朴素、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引不起敌人注目的名称；其次，是因为刊物的扉页上每期编刊了一条条文艺界信息的报导，天南地北，前方后方，凡是显示民族正气的信息，无不广采兼收，包罗万象，总冠以“文艺春秋”的专栏名称，使这个丛刊名实相符。（范泉：《我编〈文艺春秋丛刊〉的回忆》，《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八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303-305页）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用范泉的这段回忆，是因为他把《文艺春秋》的筹备和诞生经过，从为何要采用“丛刊”的形式到刊名的最终确定，都交代得一清二楚。当年编者的良苦用心，至今仍不能不使我们感动。而“丛刊”时期，则可称为《文艺春秋》的第一阶段。

  “文艺春秋丛刊”五辑出齐之后，到了1945年12月，《文艺春秋》第二卷第一期问世，从此开启了《文艺春秋》的第二阶段，即“月刊”时期。第二卷第一期上也有一则《编后》，也应出自范泉之手，在新的形势下重申了《文艺春秋》的办刊方针：

  “文艺春秋丛刊”出版到现在，已经足足有了一个年头。从这一期起，将丛刊改成月刊的形式出版……

  本刊竭诚希望新进的作家能够惠赐有力的作品。我们不分系别，园地绝对公开，只要作品本身有可取的价值，我们都是乐于采用，绝没有丝毫的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