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春秋》1944年10月创刊，范泉主编，上海永祥印书馆出版发行，1949年4月出至第八卷第三期停刊，办刊历时将近五年，共出四十四期，是20世纪40年代创办时间长、基本按月出版，囊括当时绝大多数重要作家、进步倾向鲜明的文艺刊物。上海书店出版社现将《文艺春秋》按照原刊版式影印，用大32开精装，分装12册出版。本次推送为《文艺春秋》影印本后记，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原总编辑俞子林根据范泉先生的回忆整理而成。

占领文化阵地
  1944年夏天的一个早晨，复旦大学教务长金通尹先生来看我，和我谈起一家长期从事印刷业务的永祥印书馆准备出版书刊。

  金通尹先生是我的老师。他说：“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文化阵地，不能丢！如果我们不去占领这个文化阵地，那么，汪伪的文化渣滓们就一定会去占领！”金通尹先生热爱祖国的激情深深地感动了我。一种民族正义感使我不再考虑个人得失，毫不犹豫地说：“我去！我去！”想不到这一去，就是八年。

  永祥印书馆创立于清朝末年，是由陈永泰独资经营，以印刷为业务。1931年陈永泰去世，由他的哲嗣陈安镇接办。

  我到永祥第一件事，就是创办期刊。   

  我征询了很多文艺界师友的意见，最后提出了《文艺春秋》这个刊名。我们还商量了为了避免申请审批的麻烦，决定先出版丛刊。

  1944年8月，消息传来，说是“鲁迅在平家属”准备出售藏书，而且“携带目录，向人接洽”。许广平先生告诉我这一事件真相后，我决定在丛刊第一辑《两年》里，编辑《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八周年特辑》，展开保卫鲁迅先生遗书遗物的斗争。在这一期里，还编发了有关保卫鲁迅遗书遗物的其他资料，包括许广平、周海婴的启事，一些报章的新闻报导，《新中国报》的专论，君宜的文章《鲁迅藏书出售说》以及本刊的《启事》等。我写的那篇《纪念鲁迅逝世八周年》的文章，也是按照我和许广平先生交换意见后写的。非常明显，矛头直指周作人，当时的周作人早已“荣任”敌伪的显赫大官了。

  由于各方面舆论的压力，以及后来唐弢先生去北平到鲁迅故居找到朱安女士作了解说，鲁迅先生在平的遗书遗物终于保存了下来。

  在丛刊第三辑的《春雷》里，发表了题为《桂林作家的流亡》的通讯。它充分揭露了国民党抗而不战，以退为战，儿戏人民的事实。

  这篇通讯报导，更明显地揭露了国民党对抗日进步作家的迫害。执政者对待文化人总是采取了监视、禁止、检删、扣压的办法，使大批作家，如艾芜、邵荃麟、葛琴、周钢鸣、韩北屏、熊佛西、欧阳予倩、田汉、孟超、王鲁彦等陷入悲惨的境遇。

  我在丛刊第四辑《朝雾》里，写了一篇《鲁彦之死》，明确指出：“他的生命过早夭折，表面上看来固然是由于肺病，是更有深刻的原因在的——那是一种精神上的桎梏，终于因为抵不过黑暗势力的逼迫而苦恼死了。”

遵循郭老和茅公的教导
  1946年6月的一个星期六晚上，我请郭老到我寓所便餐，邀请和我住在一起的茅盾先生作陪。郭老酒量很好，而且饮酒以后更加健谈，说话滔滔不绝。他建议我编的刊物要更加贴紧现实，反映人民的心声。他说任何国家的文化艺术，都是人民大众集体创造的。在文化艺术不断演进的长河中，文艺工作者队伍总是不断分化：一部分向上，产生贵族，文学不紧贴现实，脱离人民；而被贵族文学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平民文学，却常常有很多来自民间的东西——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乐于接受的东西。这是最最富有生命力的文学。

  茅盾先生同意郭老的意见，而且在饭后一起上茅公的卧室坐定漫谈时，他还给我提出一个比较具体的改革方案：在审稿组稿工作上，以建设人民文学为指导思想；在文学理论工作上，要有人民文学的鲜明导向。特别是“导向”问题，大家颇为重视地议论了一番。他俩希望这个刊物每期能有几篇短论，结合当前客观存在的好的和坏的文学倾向，加以评论，挞伐坏的，鼓励好的，明辨是非。

  我遵循郭老和茅公的教导，决定从三卷一期起，开辟“文艺时论”专栏，每期结合当时现实，发表二至三篇短论。我编辑“文艺时论”这一专栏的尝试，深得郭老的赞赏。

日本宪兵队的威胁
  1945年6月的上海，已经不再是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期的上海。当日寇占领上海租界初期，对抗日爱国人士，一律冠以“重庆分子”或“共产党”的帽子，搜捕不遗余力，而且被捕者无不遭受严刑拷打，很少有生还的希望。但是到了1945年的夏天，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日寇败局已定，南京、上海一带的大汉奸们纷纷向国民党蒋介石“输诚”，蒋介石就提倡“曲线救国”，要敌伪“戴罪图功”，“保卫东南”，“粉碎共产党阴谋”。于是日寇大量增兵上海，对“重庆分子”非但不逮捕，而且“礼聘出山”，成为拉拢对象；对攻击国民党、有“共产党嫌疑”的人，则到处搜捕，施以酷刑。吴天、锡金、芳信等遭到搜捕，巴克、柯灵、孔另镜、司徒宗、吴琛等被捕。作为《文艺春秋丛刊》的编辑人，有着反对国民党的现行活动，当然也就成为日寇追捕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