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卡多屡次遭受打击几近绝望，但他每一次总是会燃起“幸福之光”。而他的这种幸福又是建立在他稳定的生活观上的，它是虚弱而无力的：“当激情力求与……富裕安宁的生活态度达成妥协时，它就丧失了全部力量和幸福。”（本雅明，《评〈亲和力〉》）虽然，对爱情的激情常常使他稳定的生活发生“深刻的变化”。

  但是，他的激情最终总是被生活所消解。他提供的幸福图景很容易就被坏女孩残忍的离去击碎，到他人生的晚年，爱情几近于一个废墟。即便如此，里卡多依然并不能从这种幸福梦境中彻底清醒。就在他刚刚对胡安·巴雷托说过“任何热情或爱情都已经产生了免疫”之后不久，当他得知坏女孩在东京的消息，又开始迅速燃起了“幸福之光”，开始拼命向坏女孩靠拢。

  这一次，他以为终于抵达了自己的幸福梦境，坏女孩甚至当起了家庭主妇。但是，里卡多位于约瑟夫·加尼埃街的两室小房子对于坏女孩来说终究像一个监狱，这种平庸无聊的生活让她苦恼、窒息，她再一次义无反顾地离开了里卡多。

  小说一直处在里卡多的稳定与坏女孩的逃逸之间的张力中。如果说里卡多代表一个受限制的必然世界，那么坏女孩代表着一个无拘无束的自由世界。横亘在这两个世界之间的深渊，就是小说。小说以深邃的虚构摧毁着两个世界的纠缠不清。在小说中，必然世界从来无法束缚住虚构的自由世界。

  大多数现代主义小说往往拥有蜗牛般的叙事速度，笼罩着一种湿润而氤氲的时间之雾，比如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伍尔芙的《达洛维夫人》、别雷的《彼得堡》、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福克纳的《我的弥留之际》、索尔·贝娄的《赫索格》、洛伊的《微物之神》、帕慕克的《黑书》。

  这些小说在枝蔓丛生的绵长叙事中抵消着自然时间的重力，从而变得轻盈。

  不过，《坏女孩的恶作剧》却具有飓风一般的速度，它并不将某个时间片段从序列中剥离出来，让它铺展为一个汪洋的大海。

  小说的时间跨越将近半个世纪，在七章中跳跃式前进。小说的空间设置在秘鲁、法国、英国、日本、西班牙五个国家。这部小说在时间上的跳跃伴随着空间的位移，犹如在下一盘时空的象棋。

  小说第一章开始于1950年，地点在秘鲁首都利马。第二章的主要时间是1962年和1965年，地点从利马置换到巴黎。第三章的主要时间是1970年左右，地点在伦敦。第四章的时间是1980年，地点则变换成东京。第五章的主要时间是1982年，地点又回到巴黎。第六章的时间是1984年末，地点回到小说开头的利马。第七章也就是最后一章是在1988年，又转移到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并结束于法国的塞特港。

  尽管小说具有大幅度的时间和空间跨越，但是，每一段时间在一个城市出现时都是短促而迅疾的，时间如沼泽地的水雾一般弥漫进空间的各个隐秘角落中从而淹没小说的进程。

  也许，略萨这样做的目的是试图将小说的重心从展示叙事的魔力转向爱情的解构上。无论如何，这部小说一反常态，不致力于制造一个“拉康派的迷宫”（第236页），而是呈现出别致的清晰，虽然这种清晰丝毫没有妨碍略萨语言一贯的驳杂。

  当然，时间主线的清晰依然抵挡不住略萨惯常的枝蔓丛生的叙事。小说中的各种次要人物推动着叙事的进行，他们为里卡多和坏女孩的相遇提供了可能，同时这些人物分散着小说的聚焦点，拓展着小说的空间。

  第二章中的厨师保尔，第三章中的胡安·巴雷托，第四章中的“译员”萨罗蒙·托莱达，第五章中的“不会说话的小男孩”伊拉尔，第六章中的防波堤建造者阿基米德，第七章中的西班牙姑娘马塞利亚。

  其中，保尔和胡安·巴雷托这两个人物传递着波澜壮阔的二十世纪下半页的历史经验。保尔的另一身份是革命家，他身上萦绕着六十年代浓郁的乌托邦激情。小说像革命家一样抗议僵死、贫乏的现实，以强大的野心提供一种不受限制的生活。

  里卡多在伦敦遭遇中学同学胡安·巴雷托，他是1970年代嬉皮士运动中的一员，他向里卡多灌输着当时最先锋的性爱观：“幸福的秘密，或者说至少是平静的秘密，是善于把性和爱分开。所以，如果可能的话，就把浪漫蒂克的爱情从你生活中清除掉，因为浪漫蒂克的爱情让人遭罪。”（第113页）在里卡多看来，“坏女孩实实在在主张的就是这样一种哲学，毫无疑问，她一直遵从这种哲学行事”。（第113页）

  当然，这只是里卡多的理解，略萨写这样一部漫长的小说不可能只是为了传达一种性解放的观念，这对于小说写作的2006年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需要大肆宣扬的革命观念。

  对于略萨这样一名坚持小说虚构性的作家来说，他的作品总是在超越着自己的时代。他总是在传达一种否定的经验：“虚构并不复制生活；它排斥生活，用一个假装代替生活的骗局来抵制生活。但是，它以一种难以确立的方式来完善生活，给人类的体验补充某种人们在实际生活中找不到、而只有在那种想象的、通过虚构代为体验的生活中才能找到的东西。”（略萨，《藏污纳垢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