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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体说来，《国学季刊》中的多篇文章基本融贯了胡适在《宣言》中倡导的治学精神与治学方法，往往善于利用新材料，采用新方法，开拓新领域，获致新知识，既不抱残守缺，又无妄言空论，代表了当时学术的发展方向，体现了当时学术的研究水平。在法国学术大师伯希和眼里够得上世界级高水平的两位学者王国维与陈垣，都是《国学季刊》创办之初的主要作者。余英时论及胡适早年所号召的要以“评判的态度”来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指出“在所谓‘新文化运动’中最有长久价值的学术成绩主要出于‘整理国故’这个领域”——而《国学季刊》中的不少论文，都无愧是“最有长久价值的学术成绩”。如王国维《五代监本考》之于版本学、胡适《校勘学方法论》之于校勘学、钱玄同《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之于经学史、沈兼士《“鬼”字原始意义之试探》之于训诂学、魏建功《论〈切韵〉系的韵书》之于音韵学、孙楷第《唐代俗讲之科范与体裁》之于敦煌学、汤用彤《竺道生与涅槃学》之于佛教史、王维诚《老子化胡说考证》之于道教史、陈乐素《徐梦莘考》之于史学史、郑天挺《杭世骏〈三国志补注〉与赵一清〈三国志补注〉》之于清代学术史，都堪称各领域绕不开的经典。而影响最深远者，或可以陈垣的《元西域人华化考》与汪荣宝的《歌戈鱼虞模古读考》为代表。

  史学大师陈垣本是研究所国学门导师，又与胡适、沈兼士交往密切。把中国学术研究推向世界最高水平，是他们共同的心愿。曾就学于研究所国学门、后来成为史学大家的郑天挺在《回忆陈援庵先生四事》中追记，一九二一年研究所国学门集会，“陈老说：现在中外学者谈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西京（日本京都）如何，没有提中国的。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陈氏连续发表于《国学季刊》的诸文都不失为这样的发愤之作，而尤体大思精者允推《元西域人华化考》。其文既出，日本汉学权威桑原骘藏发表书评，赞叹陈氏的中外关系研究“裨益吾人者甚多，氏之创作以《元也里可温教考》始，次如《国学季刊》所揭载之《火祆教入中国考》《摩尼教入中国考》两篇，资料丰富，考据精确”；《元西域人华化考》尤“博引旁搜元人之文集、随笔等一切资料，征引考核，其所揭之各题目，殆无遗憾”。陈文八万余言，《国学季刊》刊出的是上篇，后以经费不足暂时停刊，四年后下篇在《燕京学报》发表。一九三五年陈寅恪为其书作序，亦称赏“是书之材料丰富，条理明辨，分析与综合二者俱极见工力”，而“为中外学人所推服”。他更由此针砭时风：

  今日吾国治学之士竞言古史，察其持论，间有类乎清季夸诞经学家之所为者。先生是书之所发明，必可示以准绳，匡其趋向。然则是书之重刊流布，关系吾国学术风气之转移者至大，岂仅局于元代西域人华化一事而已哉！

  比生于一八八〇年的陈垣还年长两岁的汪荣宝早年留学日本，投身政治，不废学术，既是著名的外交官，又著有《法言义疏》这样的传世之作。他是中国现代政治史上不应忽视的人物，更是中国现代语言学史上不敢忽视的人物——后者的主要原因，就是他在《国学季刊》发表了《歌戈鱼虞模古读考》。

  《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一号发表了也是国学门导师的著名东方学家钢和泰的《音译梵书之于中国古音》，用比较的方法，利用梵汉对音研究汉语音韵。论文是跟钢和泰学过梵文的胡适译出的，胡氏在《发刊宣言》中特别提到过近时西洋学者如高本汉、钢和泰“用梵文原本来对照汉文译音的文字，很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古音上的许多困难问题”。受其文之影响，汪氏在梵汉对音外，又用日译吴音与日译汉音等材料来研究音韵，发表了国内这第一篇用音标来拟测上古韵值的论文，并掀起了一场古音学大辩论。何九盈在《中国现代语言学史》中说：

  一九二三年北大《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一期发表了胡适翻译的俄国汉学家钢和泰写的《音译梵书之于中国古音》，国人开始认识到梵汉对音资料在古音研究方面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同年，该刊第一卷第二期就刊登了汪荣宝的《古读考》，以日语中的“吴音”“汉音”及佛经译音等资料考证古音??此文发表后，在语言学界引起了一场辩论。唐钺的《歌戈鱼虞模古读管见》、钱玄同的《歌戈鱼虞模古读考附记》、林语堂的《读汪荣宝〈歌戈鱼虞模古读考〉书后》、李思纯的《读汪荣宝君〈歌戈鱼虞模古读考〉书后》、洪瑞钊的《论鱼虞模古读侈音与汪先生书》同意或基本上同意汪荣宝的意见。持反对意见的有章炳麟、徐震等人，前者写了《与汪旭初论阿字长短音书》，后者写了《歌戈鱼虞模古读考质疑》，一九二五年汪荣宝又发表《论阿字长短音答章太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