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金铭在为《中国现代语言学家》所撰的《汪荣宝》篇中说：

  汪荣宝这篇文章的发表，震动了传统的汉语古音研究，使汉语音韵学研究的面貌为之一新。它与过去的研究相比，有许多不同之处。从研究的目的上看，它不再继续划分韵部，而是为了给清代和近代学者们已经分出的韵部拟测具体的音值；从研究所用的材料上看，它已经摆脱了汉字的束缚，而主要着眼于汉语和外语的对音和译音；从研究方法看，不是传统的声训考证，而是着眼于译音的对勘，特别是梵汉对勘，文中说：“华梵对勘，尤考订古音之无上法门。”这些不同于传统音韵学研究之处，为汉语音韵学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引起了人们广泛的注意。

  这种“广泛的注意”持续至今已近百年，其间众多音韵学著作，都不能略过汪氏的名文及其学说，早期如王力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写就的名著《中国音韵学》；近期如在台湾作为“部编大学丛书”被不断翻印、广泛采用的竺家宁的《声韵学》，在上古韵值的拟测中列了六家：汪荣宝、高本汉、董同龢、王力、李方桂、周法高——这后五位中外学者都是各有专著、声名显赫的汉语音韵学大师，只有汪氏是仅凭这篇《国学季刊》的论文开风气之先而名列前茅的。即此既可知汪文的影响，亦正可知《国学季刊》的价值。

04
  上世纪末陈平原撰《北大传统：另一种阐释》，抚今追昔，打抱不平：

  九十年代的中国学界，有两件值得关注的雅事：一是清华大谈国学研究院和四大导师，一是北大成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并出版《国学研究》。这两件事，与蔡元培当年创办研究所国学门大有关系，可即便是北大校方的宣传材料，也都不曾提及此中因缘。更令人费解的是，明明着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放着名正言顺的“研究所国学门”不说，反而“高攀”以传播西学见长的《新青年》。对于并非校史专家的论者来说，出现上述偏差，其实不足为怪，只是说明曾经名闻遐迩的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已经在以政治运动为主线的叙述中，日渐被世人所淡忘。

  我们可以顺着陈氏的话说，北大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应该接续的是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的传统；而《国学研究》应该接续的是《国学季刊》的传统。无论是北大研究所国学门还是《国学季刊》，在中国现代学术史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都是不应被世人淡忘的。

  《国学季刊》自《发刊宣言》到多篇论文，曾被反复征引，并被收入各家文集与文选，但全套《国学季刊》从未影印再版，而收齐各期的图书馆也已不可多得。上海书店出版社经多方努力，搜齐《季刊》重加影印，给学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方便，值得我们特别感谢。

                          二○二一年初夏于杭州西溪



《国学季刊》（全12册）
开本：16开精装
出版日期：2021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