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如约王国维稿，则由马衡、沈兼士、胡适、容庚等轮番上阵。据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初，岁在己未夏，北京大学文科拟聘先生为教授，请先生友人鄞县马叔平（衡）先生为先容。先生却之。庚申，又提前请，先生仍以不能北来为辞。辛酉，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成立，函聘先生为通信导师，强之乃就。”王氏才刚松口，马衡紧跟着就为《国学季刊》约稿：

  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承允担任指导，同人闻之，不胜欣慰，聘书当于明后日寄呈也。研究所现正编辑季刊四种，中有《国学季刊》《文艺季刊》（文学艺术皆属之），拟征求先生近著，分别登载。想先生近两年来著述未刻者甚多，且多属于此两门范围之内，务求多多赐教，以资提倡，无任感祷！……又法国伯希和博士关于东方古言语学之著述，先生曾将译稿付衡，本拟刊入《史学杂志》中，该杂志迄今未能出版，殊负盛意，今将刊入第一期《国学季刊》中，已由胡适之先生校勘一过，其中尚有疑问，特将原稿寄呈审定，并附适之原函，乞察核。

  这里表达的不仅是他个人的意愿——除了胡适“原函”，沈兼士也曾怂恿马衡：“本校现正组织《国学季刊》，需赖静安先生指导之处正多。又研究所国学门下学年拟恳静安先生提示一二题目，俾研究生通信请业……新《国学季刊》行将付印，静安先生如有近作赐登，不胜欢迎之至。”创刊号一并刊出了王氏所著《五代监本考》与所译《今日东方古言语学及史学上之发明与其结论》。之后陆续刊出《高邮王怀祖先生训诂音韵书稿序录》《韦庄的〈秦妇吟〉》。而王氏应沈兼士之请为研究所特拟的研究题目，以及他就研究题目对学生作的答疑，也在《国学季刊》刊布。胡适在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七日亦就将出的戴震专号向王氏约稿，只是由于一九二三年四月王氏奉废帝溥仪之旨，北上入直南书房，见次年年底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发表的直斥清皇室破坏古迹的《保存大宫山古迹宣言》而盛怒，致函沈兼士与马衡要求取消研究所国学门导师名义，同时停止排印“拟登大学《国学季刊》”的由胡适索去的《书戴校〈水经注〉后》与由容庚抄去的金石文跋尾，跟北大的关系由此划上句号，后转任了新成立的清华国学院导师。

  有了来稿更须编校。在胡适、钱玄同的日记里都留下了“开《国学季刊》稿件审查会”、“《国学季刊》编辑委员会开会，讨论第二期的编辑事”之类的记录。某些文稿的审校只有内行才能胜任，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沈兼士致陈垣信，告知《摩尼教入中国考》“已编入《季刊》第二期”，而“其中有须与外国原文对照者”由胡适做了编辑加工。在第一卷第三号出刊前，胡适致函钱玄同：“半农的两篇文字（《实验四声变化之一例》与《守温三十六字母排列法之研究》），请你校读一遍，也交《季刊》发表。”不仅竭力约稿校稿，身为名教授大学者的编辑委员为了保证《季刊》质量，甚至可以不厌其烦把来稿亲自抄一遍。一九二三年二月五日钱玄同日记称汪荣宝《歌戈鱼虞模古读考》的抄稿“校对标点，错误太多，且汪氏举例之处几乎每句都有罗马字母拼成之字，偏偏抄了直行，校对直撇横撇讨厌极了，于是发愤将它重新抄过，由我自己来抄”，当天“抄了一半光景”，次日“抄汪文未毕”——他们就是这样兢兢业业地对待《国学季刊》编辑工作的。

  有这样一流的作者与一流的编者，才能吸引一流的读者。对《国学季刊》，王国维自亦颇为关注。他或向容庚催讨：“阅报知大学《国学季刊》第三期已出版，而弟处尚未收到，请告寄报处即送。”或向唐兰推荐：“《式古堂书考》中所收孙愐《唐韵》初本，弟有《书后》一篇，近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索去登载，将来印出后可以奉遗。”胡适显然也把第一期寄给了杨树达，以致杨氏在一九二三年四月一日致胡氏函中得陇望蜀：“北大《国学季刊》第二期已出否？如出了仍乞一份，以便先读为快，至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