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部分中，沃森重点考察了尼采宣言在哲学、艺术和文学领域的重大影响。在哲学上，尼采彻底摧毁了形而上学的本体论，指出，更真实的、有目的的、有统一性的本质世界根本不存在，也就是说没有比现实更真实的世界。换成用神学的语言来表述的话，那就是超验的世界不存在。而对于普通人最直接的影响，那就是原本由宗教提供支撑的终极意义的崩溃，这就是所谓世界的“祛魅”。人类从宗教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同时，又陷入空虚——更深层的世界消失后，世界变得扁平，我们所拥有的除了肉眼可见的这个表层世界外再无其他。如何面对这个扁平而无趣的世界，成了后尼采时代所有人的共同课题。于是我们首先看到了实用主义哲学的诞生：约翰·杜威和桑塔亚纳等人试图接受一个没有绝对或本质的世界，并将注意力转向了改善生活体验等现实问题。在另外一个维度上，也催生出心理学等关注人自身问题的学科。

  尼采的影响在舞蹈、绘画、戏剧等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点并不让人意外，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信仰崩塌的人们都试图在美学中寻找新的终极依托。其中，最直观能让我们感受到其巨大冲击力的转型还是发生在绘画领域。绘画艺术开始关注世俗问题，并吸收了大量现代性要素，由此诞生出印象派的革新、塞尚的混合式构图、修拉的点画派以及毕加索的立体主义作品等。在这里，对上帝和宗教的关注被对自然和人的注视所取代，例如研究光——我们可以看到莫奈笔下千变万化的睡莲庭院，又例如赞美人的世俗生活——修拉笔下《大碗岛上的一个星期日下午》，人们没有去教堂礼拜，而是在野餐、散布、游船、嬉戏、遛狗，自得其乐。这种欢乐在自我意识中进一步碎片化、抽象化后，就诞生出了光怪陆离的后现代艺术；而当其走向反面，则诞生出了蒙克式表现主义的阴暗意象，“不安和忧虑变得如此强大，所以艺术家不得不选择退回自身，把自我当成一个安全点，否则宇宙只剩下冷漠” 。就本质而言，它们都是在关于在冷漠宇宙中寻找生存意义的艺术。

  与此同时，哲学家对科学和理性的怀疑，也被艺术家、作家们所分享和传递。易卜生、斯特林堡、萧伯纳等人以戏剧作品对宇宙的无意义和所谓“现实”的可变性，以及对自我的碎片化和多元性的存在问题进行了建设性回应。人类摆脱了逻辑或神学的约束，并对世界提出了个人主义观点，因此艺术家们也不再试图表现外部现实，而是通过自己的作品与之抗衡。他们似乎在试图表明，彼岸世界不复存在之后，唯一选择就是更加充分、真实地度过这一世。尽管对“真实”的定义各有不同，但可以认为，他们也依然生活在尼采宣告的阴影——或者说光明之中。

4 从深渊中重启
  在第二、第三部分中，彼得·沃森的关注点从“观念”转向了“行动”。二十世纪被称为“战争的世纪”，也是人类生活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一个世纪。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经过短暂的和平，人类走向另一次更大规模的战争深渊。即使在二战结束后的近半个世纪中，核武器的死亡阴影也始终笼罩在冷战双方阵营头上，挥之不去。另一方面，科技的快速发展带来了物质文明的极大丰富，但是更多人陷入了“富饶中的贫困”，如同马克思所说，“生产出的财富越多，他就越贫困”，进步主义许诺的天堂并没有降临。与此同时，种族歧视、环境破坏、恐怖主义等新旧顽疾也继续威胁着人类社会，让人忍不住自问，世界祛魅之后，人类真的变得更明智了吗？

  一些人会在尼采这个人或者其哲学思想上寻找替罪羊。他们认为，人类离开了一个有神看护的宇宙，因此生活似乎被剥夺了任何有意义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战争及其目的就有可能被视为提供了填补道德真空的前景——比如培养一个“超人”的种族的口号，就能重新赋予一部分人积极的方向感和目的感。二战时期很多德国士兵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带入战壕的传闻，似乎为这一说法提供了事实依据。这其实只是夸大了其实际影响的说法。如前文所说但即使如此，这仍然是一个悲剧。

  彼得·沃森指出，二战导致了三大影响。第一是在法国占主导地位的存在主义哲学的萌芽，第二是发生在美国社会中广泛的世俗性变革，即所谓的“放任型转向”，人们迅速用一种心理学的理解来取代对社会和人的宗教性理解。第三是大屠杀的影响，大屠杀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虚无主义事件吗，其起因与寓意又是什么？这些重大事件在宗教和世俗两个方面，都拥有超过了战争状态终结之意义，塑造了并且还在持续塑造着我们今天的思想与文化。

5 走出“最后的人”的想象
  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曾预言了“上帝之死”之后诞生的“末人”社会。末人社会是一个高度同质化的社会，长不出参天大树，孕育不出飞舞的星球，只有平凡而满足的群氓。这一形象被福山吸收，诠释出身处“历史尽头”的“最后的人”的概念。“最后的人”是一群丰衣足食、失去向上的精神维度、只满足于生存的表面世界的庸众，没有创造力，没有向往；谨小慎微，唯唯诺诺；人人平等，千人一面；没有信念，没有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