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兰记者阿努·帕塔宁2008年搬到美国，她本来是充满自信的人，有成功的事业和充实的社交生活，可是来美国后不久就变得谨小慎微，充满自我怀疑。她发现，这里的日常生活中的一切——从购买一部手机到为教育和儿童保育进行税务申报——和自己的北欧老家相比都更复杂和充满压力。

  起初，她把自己严重的焦虑归因于自己难以适应自由的新环境。但是随着越来越了解更多的美国人，她发现他们也和她一样倍感压力。她在比较美国与芬兰等北欧国家巨大差异后写就《北欧向左，美国向右？》一书。

  本书入选2024年度“世纪好书”3月榜。

  原载于2016年7月19日《华盛顿独立书评》

  Q=莎娜·威尔逊，A=阿努·帕塔宁

  翻译：黄梦滢

  《北欧向左，美国向右？》的作者阿努·帕塔宁在芬兰赫尔辛基的郊外长大，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那里做记者，直到她遇见了一位来自美国的作家。坠入爱河后，她定居到美国。尽管纽约的新生活令人兴奋，但她还是感到焦虑，因为她要面对美国复杂的保险、税收和医疗体系。

  她这才意识到，自己以前在芬兰有多么幸运。芬兰非常重视为全体公民提供平等又没有门槛的社保结构。所以，在书里，用她的话来说，她“披露了常见的关于北欧社会神话的真相”，展示了北欧在21世纪多方面的成功，希望能帮助美国重建美国梦。

  该书最早获得了前美国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希（Robert Reich）的好评，他表示帕塔宁深刻的分析能够引导美国去拥抱北欧那种价值观，赋予公民更多的自由。《出版人周刊》称，她的作品就是“一场富有激情和智慧的讨论”。

  我和作者坐下来一起讨论了美国在婚姻制度、医疗保障、税收结构及雇主福利等方面与其他西方国家的差异，还得出一个观点：美国确实领先世界，但社会保障方面可能并没有那么现代化。

  Q：您提到的一项调查说，接受调查的女性中有将近90%的人在财务上感到不安，而46%（包括年收入在10万美元以上）的人担心自己会落得无家可归。实际上，在美国，即便个人的年收入还不错，人们还是会因为房贷、保险、托儿费、通勤成本等基本需求感到很有压力。这很让人震惊吧！

  A：我第一次来美国时，想象过这个国家的运作方式。从芬兰这样的小地方过来，我们总会想当然地认为美国人很有钱，往上的阶级流动性很强，又很自由，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可事实却并非如此。我知道美国办事肯定要比芬兰复杂点，但我不知道竟会这么复杂。以前在芬兰，我一直有不错的工作，从不担心钱不够用，过着稳定、舒适又有意思的生活。

  但我一到美国，就开始感到前所未有的焦虑，我要担心医疗、税收以及保险。当我看到那个调查结果，脑子里想的是：“没事，又不只是我一个人这样。”我身边的美国人，不只是布鲁克林那些，还包括我在美国遇到的其他那些人，都特别担心自己的生计问题。

  在芬兰，我们压根儿就不用耗费那么多心力去想医疗保障，也不用到处去对比小孩的日托中心和小学，我们心安理得地认为，我们这些基本的需求都会得到满足，而且我们还很有安全感。

  Q：有些人说欧洲国家就是社会主义式的“保姆国家”，这种说法其实并不符合芬兰的实际情况。如果真要这么说的话，不过就是芬兰人可能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理解更深罢了，芬兰在地理上与俄罗斯接壤，在历史上20世纪也和苏联打了两次战争。多数美国公民不假思索地把不同社会结构的国家笼统地归为一类，您认为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A：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认为，有部分原因是，美国人还停留在过去，用旧有的观念来看待北欧国家，并没有对北欧国家当下的状况做出思考。自20世纪70年代及80年代以来，北欧国家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与其他国家相比，北欧国家较为封闭，税收也更高；如今，北欧国家大多都已成了欧盟的成员国，迅速向更现代、更进步的社会结构转型，致力于保障本国居民的教育、医疗和经济，让北欧公民更好地生活在21世纪。但美国人记忆中的北欧国家还停留在过去，美国人对北欧国家的看法还没有与时俱进。

  欧洲人和北欧人的做法就很明智，他们支持自由市场。但不知何故，在美国，谈及政府，人们的观念都还停留在过去，充满着各种负面情绪。“大政府”这个词在美国就像是句脏话，但其实在某些领域，政府还是可以通过规模经济来做些好事，比如社保和医疗。

  当谈话陷入僵化时，没人能从中受益。另外，我认为有时人们都忘记了，政府的宗旨是保障人民获得自由，而不是剥夺人民的自由。在过去，政府确实有过用权力压制而不是服务人民的情况，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人们认为政府只会助纣为虐，有这样的反应和态度其实也并不是没有道理。但如果固执地认为政府不能或不应起到帮助作用，这也是种自我毁灭式的僵化性的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