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还是个年轻的医科学生时，就受到治病救人这个理念的极大鼓舞，于是我立志要成为一名急诊科医生。为达此目的，我参加了麻醉师培训，因为没有任何一项专业培训能让人如此全面地学习和运用救人所需的所有技能。我在麻醉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位非常仁善的主任医师手下任职。他把自己当成患者的律师。比如，在确认病情不会好转的情况下，他会拒绝参与高风险的手术。他就是我们的后盾，让我们这些初入职场的新手们，即便在众多外科医生面前也颇有自信，因为这些人也未必能做到正确评估自己的能力界限，认清他人的本质。

  进修期间，我的下一份工作是在一所“高级看护诊所”任职。在这里，我的老板成立了当时在德国还属于新学科的疼痛医疗专科，并由此深刻影响了肿瘤疼痛治疗。我们大家都亲切地称呼他为“疼痛治疗教父”。也是在这里，我见证了许多已病入膏肓的老年患者所承受的、费用近乎天价的手术。在我看来，这些人所经受的艰难的术后强化治疗，存在着很多不合理之处。在很多情况下，治愈已经不可能，那些看上去无止境的强化治疗带来的只是痛苦：无法愈合的、发臭的伤口，腹脏内伤，胡言乱语，目光呆滞，因痛苦而狰狞的脸，还有亲人的绝望，以及终究无法避免的死亡。

  对医学如此这般的理解，令我越发心情沉重。作为医生的我，该如何向病人解释，一次高风险手术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他在接下来的短暂时光里忍受术后的痛苦？因此，我必须摒弃这种任由他人决定患者治疗的医治方式，并建立自己的诊所——这也是我在十八年前做出的决定。由此，我终于能遵循自己的信念，行使医生的职责。

  诊所开业后不久，有一次，我因紧急情况来到波鸿的一家临终疗养院。眼前这位病患正处于煎熬中，于是我通过输液立刻缓解了他的病痛。在这家医院里的经历令我无法忘怀：那里的氛围，热心的护士，还有病人的痛苦和希望，这些都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很快我成为这里的四名临终关怀医生之一，在这里我学习了很多，尤其是从护士那里。

  我开始经常陪伴临终病患回家，并且得到越来越多的同事、志愿者和热心护理人员的支持。我们一起在波鸿和维腾两个地方建立了姑息治疗网络（Palliativnetze）。这样的日常工作让我看到，每个生命的最后阶段是多么独特，每个人的意愿和需求是多么不同。有的人在妻子温柔的抚摸下、在祈祷声中安详离世，也有人在爱人们的抽泣声的陪伴下，竭尽最后一丝力气和死神博弈。决定一位患者生命旅程最终阶段的，不应该是身为医生的我，而是病人自身及其状况——这是我们都必须接受的事实。

  很可惜，就如患者格哈德的经历所示，许多我的同行并不这么认为。2008年初，我参与了他的治疗。当时格哈德年近八旬，曾是一名水管工。他热爱大自然，喜欢钓鱼、徒步旅行。有一天，他的女儿发现他已经无法拿稳鱼竿。一位有经验的神经科医生做出了令人沮丧的诊断：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简称ALS，以及中度的老年痴呆。格哈德行动越来越吃力，伴有反复发作的呼吸道感染，甚至引起过急性窒息。

  大多数情况下，格哈德会拒绝别人的关照，拼命把送进嘴里的药吐出来，并随意攻击周围的人。也有的时候，他就无助地、面目呆滞地躺在床上。他已经丧失了排泄节制力。没过多久，家人无法让他一个人呆着。他开始大喊大叫，拒绝饮食，身体变得越来越虚弱。格哈德已经无意继续活在这个世界。为了防止他饿死，精神科医生建议马上启用经皮内视镜胃造口管。格哈德的妻子同意了医生建议，毕竟这位医生表示，插管已无法避免了。

  胃管设置好后，格哈德仍不断尝试把插入肚子里的管子拔掉。于是他的胳膊被固定在床沿护栏上，再后来因为病情恶化，他的胳膊再也无法动弹了。随着肌肉萎缩，他连呼吸也变得越来越弱。有一天，他的妻子吉泽拉（化名）发现躺在床上的丈夫脸色铁青，呼吸困难，于是马上呼叫救护车。急救队赶到后，格哈德的心跳已经停止了好几分钟。其实这时候可以确定：从医学角度讲，这个人已经临床死亡。这简直就是死神给予他的怜悯。

  但急救人员开始竭力抢救，急诊医生把呼吸管插入他的气管，电休克使他的心跳恢复。补液马上注入身体，支持血液循环的药物开始起作用。

  格哈德必须继续活着。尽管医院采用了全方位的重症监护治疗，格哈德仍旧无法自主呼吸。他再也不会醒来了。心跳停止后，他的大脑缺氧太久。经过整整两个月的强化治疗后，他被送回家，连同他的人工呼吸机和一套急救医疗设备。

  从此，一支医护团队昼夜不停地守护在他床边。客厅变成了重症监护室：到处都是输液架、人工呼吸设备、氧气瓶、嘟嘟响的监护仪屏幕、发出吮吸杂音的抽吸装置，还有带震动功能的特殊床垫。

  就这样，格哈德在床上躺了一年多，期间多次被送往医院急救，因为每当呼吸气管被痰堵塞，就会出现窒息。这种经常发生的窒息令病人极其痛苦，它也是导致病人死亡的最常见因素：被活活憋死。格哈德反复发作的肺炎和肾盂肾炎也在医院得到治疗。有时候他的脸上会呈现疼痛的表情，除此之外没有任何肌肉收缩的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