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这么说着，父亲温柔地握住了她的手。为了隐藏泪水，她开始准备早餐。父亲坐在沙发上，头枕着一个靠垫，上面画着白马奔跑的图案。父亲很喜欢马。在她和DIGNITAS工作人员的陪同下，父亲将致命药物倒进了嘴里。他在长眠之前，喊了一声：“红酒！”他不是以苦涩的药物终止了人生，而是抿了一口自己最喜欢的红酒后与世长辞的。

    “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无法接受父亲的死，充满了不安。但是，当我重新感受到他是幸福地离去时，我就想，如果家属也可以理解，那么协助自杀是否就不是一件错事呢？”

    自那以后到2011年的6年间，她作为DIGNITAS工作人员，诊治各国罹患各种疾病、希望安乐死的患者，有时还到外国出差。在判断患者的情况不违反机构的规定后，她会在瑞士协助患者自杀。2011年11月，她创建了LIFE CIRCLE。在我们认识前的4年里，国内外已有150名患者经由她的帮助，如愿以偿地死去。

    对于“帮助别人死亡”，她有自己特殊的理念。她既受到来自世界各国的激励，又受到猛烈抨击，批评的声音之多让她都陷入自我厌恶。然而，就连瑞士国内也没有几个人了解她的理念和开始这份工作的契机。

    在她的指引下，我走向了“安乐死的世界”。

    先说明一下。我惧怕死亡。我既不是垂暮的老人，也不是患了绝症或者晚期癌症的病人。死亡是什么？说实话，我也不清楚。不，是完全不清楚。

    我现年41岁，在日本说是“厄运之年”。我在美国、法国、西班牙等国家生活了23年，但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估计大多数日本人跟我有同感，在日常生活中，从来没有意识过死亡。如果没有经历过亲人的去世，就更是如此。

    再说一下我的家人。除了因患胰腺癌，67岁就去世的外祖父以外，大家都很长寿。曾外祖父母和外祖母以及祖母（祖父在战争结束的两天前战死）都活到了90岁左右。

    或许是受我小时候居住的环境——长寿县长野的县民气质的影响，在那里，老人们健康地生活，然后衰弱、卧床不起，最终去世。在我的记忆里，除了患胰腺癌的外祖父和2014年骑自行车跨越国道时死于交通事故的外祖母以外，所有人都是因为衰老而迎来了“自然死亡”。大家即使感到身体不舒服，也在家里生活，临死之前才麻烦医生，最后咽气。

    在医院迎接死亡的患者人数与在家里死亡的人数发生逆转，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从那以后，在日本，对医生的信仰日益加深。20世纪90年代时就几乎与现在一样，大约有80%的人在医院迎接死亡。不知不觉间，医疗剧也把救助患者的故事作为素材。无论是在日本还是欧美，人类不再像半个世纪前那么容易死去。不，准确地说是变得死不了了吧。

    本书所介绍的安乐死和协助自杀，是指在迎接自然死亡之前，借助医生的手将死期提前的行为。在瑞士、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美国的一部分州，以及最近的加拿大，患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选择死亡。这不是“自然死亡”。

    惧怕死亡的我，相信自己可以一直活到自然死。当然，我既没有被痛苦折磨得痛不欲生，也没有被宣布几个月后就会死亡。所以，我无法从根本上理解那些病患的心情。在开始采访之前，这种想法极其强烈，我对于安乐死抱有怀疑态度。

    听说罹患胰腺癌的外祖父在临死前十几天，曾对我母亲感叹说想活下去。无论是谁，不都应该相信“继续生存的可能性”吗？这些想法，原本就在我的思想深处。这是因为我是日本人呢？还是因为我的性格使然呢？我也不清楚。但是，在采访的过程中，我的信念被动摇过无数次。

    我对安乐死产生兴趣，是因为生活在我的采访基地巴塞罗那的西班牙女友。她经常一本正经地说：“我要是得了晚期癌症，就会毫不犹豫地去安乐死。因为我觉得那是有尊严的死亡。”然后，她会接着问我：“你想怎么做？”

    她在巴塞罗那的特别护理养老院工作，同时也是一名给晚期癌症患者进行舒缓疗护的护士（现在兼任家庭医疗的护士），几乎每天都在照看老人和癌症患者。经常听说有的临终患者因为法律制度不完善，无法安乐死，于是企图从病房跳楼自杀；有的被剧烈的神经痛折磨得想去自杀。然而，问我想怎么办，我一时也找不到答案。看到如此优柔寡断的我，她说道：

    “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安乐死。但是根据情况，可以认可安乐死，让有的人去死。”

    她为何如此断言呢？后面会提到，西班牙是不允许安乐死的（译注：本书成书之后，西班牙当地时间2021年3月18日通过了安乐死法，并于6月正式生效。）不过，近年想要在法律上认可安乐死的呼声越来越高。不，即使纵观欧美的整体倾向，关于安乐死是非曲直的讨论也在日渐活跃。

    在大海对面的我的祖国——日本，这些呼声很少显露出来（后来得知有很多潜在的希望安乐死的人）。宗教和文化因素是如何影响安乐死的呢？与从前相比，我对安乐死产生了更大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