庾亮楼中初见时，
    武昌春柳似腰肢。
    相逢相失还如梦，
    为雨为云今不知。
 
    元诗与香山诗虽诗意相仿，但境界却不可同日而语。元诗的直白、狭邪之病，在白居易诗中已滤除殆尽，即便出于童稚之口，亦能雅训可诵，足见含蓄、蕴藉的“烟云之法”对阅读的复杂影响。

    当然，我在此引述白居易的这首诗，其目的并非仅仅是为了解读它的内涵和意蕴，而是希望借用这首诗的意境特别是“花非花”这一意象，来讨论文学的一般特性。在我看来，在“花非花，雾非雾”这一特殊的句式中，包含着肯定与否定、隐藏与显露、经验与超越之间的复杂纠缠和交织。花、雾、春梦和朝云都是一般日常生活中的普通物象，可以被我们的经验充分认知和解释。文学所描述的对象总是与我们日常生活经验发生重叠，文学也只能在物象和日常经验的层面上展开叙事和抒情，也就是说，文学语言和日常生活用语使用的是同一个材料。可一旦进入“文学”的结构，这些普通的物象和经验就会发生奇妙的变化，正如紧随而来的“非花”和“非雾”所暗示的，文学不能仅仅在“指事”的意义上被阅读。我认为，这种“既是”又“非是”的特定结构正是文学特性的基本奥秘。由此我们可以界定出一系列的复杂的辩证范畴：因为“是”，文学从表面上看描述的就是日常经验、物象、故事、传奇、言论，因为“非”，文学同时也是想象、境界、寓意和超越；因为“是”，所有的读者都拥有进入文学世界的请柬，因为“非”，作者的邀请仅仅是一个象征性的手势，他并未许诺任何华美的筵席——终能品尝到什么，总是因人而异；因为“是”，文学从理论上说可以被欣赏、解读乃至被消费，因为“非”，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不会为日常经验所穿透，不会被反复消费而磨损。

    与李商隐的《锦瑟》一样，白居易在《花非花》一诗中通过“制谜”向读者发出邀请，但却没有提供任何为现实经验能轻易俘获的答案。它撩拨着千百年读者的好奇心，这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它的不可磨损性，从而巩固了它的不朽地位。但如果说，“制谜”是文学的任务，则大谬不然。实际上，文学的“谜语”性质只有通过“既是又非”的结构才能得到合理的说明。作者在“所是”的层面展开叙事或抒情，但总是通过设喻和取譬暗中改变“所是”的性质，使其意义发生某种偏离，从而将读者的目光引向他途。为了防止读者在“所是”的层面上流连忘返，某些作者（比如曹雪芹）不惜直接现身，来提醒读者关注作品另一面的作者意图。在《红楼梦》的回中，作者叙至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改《风月宝鉴》为《金陵十二钗》时所提绝句，第十二回中叙至“贾天祥正照风月鉴”时跛足道人的告诫，读者自可细细玩味。

    刘禹锡的《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也是一首语言直白、寓意浅显且带有一定游戏性质的诗作：
 
    紫陌红尘拂面来，
    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
    尽是刘郎去后栽。
 
    这首诗既无谜语，也无深奥典故，表面上看讽喻的是所谓“看花君子”。稍有阅读经验的读者即便不明所指，也能够一眼看出诗中包含的嘲讽意味。结合标题，读者也许能隐隐感觉到作者与诸君子之间暗藏着的某种过节。倘若我们不依靠注解，这首诗的“本事”几乎难以索解，对于作者的动机及其寓意的解读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正如我们若不知道李龟年是谁，他与杜甫是什么关系，不知道安史之乱的历史背景，对《江南逢李龟年》的解读会大打折扣一样。在诗中，刘禹锡提供了一些线索，但却语焉不详。这倒不是说，作者在故意与读者为难，因为在刘禹锡或杜甫的时代，文学阅读和传播的途径、方式与今天大不相同。作品主要通过寄赠和酬唱等形式传播，也就是说，杜甫的友人与作者一样遭逢安史之乱，刘禹锡因参与王叔文的改革而受到排挤被贬朗州的经历也在朋友间广为流传，所以那个时代的读者对于这首诗的“本事”也心知肚明。这似乎有点类似于海德格尔所谓的“前理解”或姚斯的“期待视域”。而没有这种“前理解”作为阅读背景，后代读者若要理解这首诗的叙事所指，则必须借助于注解和对历史事件的考证。

    正因为刘禹锡在这首诗中的寓意十分露骨，“诸君子”对于这首诗的解读亦未发生歧义和偏差，刘禹锡在“尽是刘郎去后栽”的自得中席不暇暖，即被再次流放至远州。而在十四年后，作者再度回到京师，仍以玄都观为题，写出了脍炙人口的《再游玄都观》：
 
    百亩庭中半是苔，
    桃花尽净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
    前度刘郎今又来。
 
    从这首诗来看，刘禹锡的豪气仍在，只是不觉中多了一点伤感。作者在序言中也记述了重游玄都观“荡然无复一树，惟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的悲凉。两首诗串联起一个二十四年的故事，若将两首诗连起来一并欣赏，至少可以有以下三种阅读方式：

    第一，读者仅仅关注字面含义，也就是作者闪烁其词的经历本身和表面事实，读者亦会有“花非花”的恍惚之感。若将这两首诗翻译成外文，如不通过注释，国外的读者也会不明究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