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非花

    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

    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
 
    唐诗中一直有所谓“元白”与“温李”之别。白居易的诗历来以浅白著称，诗意大多显豁无隐。可作者一旦与读者玩起捉迷藏的游戏，虽不会像李商隐那么晦涩艰深，亦颇有飘忽难解之处。这首《花非花》便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个案。此诗犹如一个谜语的谜面，诱使读者去猜测它的谜底。我们容易想到的谜底似乎是“春梦”，但谜面之中明明有“春梦”二字，也就是说，春梦与花、雾、朝云一样都是“喻物”，而非“所喻之物”。那么，这个既是花又不是花，既像雾又不是雾，像春梦一样易逝，像朝云聚散一样了无痕迹之物究竟是什么呢？历来的诗评者和读者虽提供了多方面的解释，但却没有定论。从形式上看，这首诗也有独特之处。它既非乐府，也非律诗，倒颇似宋人的词调或元人的小令，似乎受到了当时民间歌谣的影响。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首诗的所喻之物虽无明确答案，但作者提出了两个相似的喻物对读者加以诱导，两个喻物一经提出，又随即加以否定。通过否定向读者暗示某些线索；通过掩盖而故意泄露了某种消息。它很像经过浓缩的克里斯蒂式的侦探小说，作者向读者故意“推荐”杀人凶手，再通过重重否定，将读者的注意力引向真正的凶手。所不同的是，侦探小说的凶手不管隐藏得多深，迟早总会露面，但白居易却将我们扔在了半途。

    传统文学理论倾向于认为，文学作品是作者个人经验的传导工具，或者说是一个载体和容器，我们阅读文学作品就是为了穿越作品，抵达作者的个人经验。这一看法在过去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但在今天却受到了普遍的质疑。正如特雷·伊格尔顿所指出的那样，宣称某人拥有一个完整的个人经验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一切经验都包含语言，而语言必然是社会性的。参见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58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2007年。尽管如此，我们仍可试着提出这么一个问题：通过《花非花》这首诗，作者究竟要向读者传达怎样一种人生体验？

    如果我们渴望找到一个一劳永逸的答案，这首诗显然不会轻易满足我们的愿望。它什么都没有说，作者的笔触游离于答案之外：与其说他要向我们呈现什么，还不如说他是在小心翼翼地将要说的话包裹和掩盖起来。如果说，经过重重包裹之后，仍有一个“内核”等着我们去剥出，万一它不是花生，而是洋葱，那又该如何——罗兰·巴特关于“剥洋葱”的那个著名的比喻，对于所有试图从文学文本中剥出“内核”的读者来说，都是适当的警告。

    这首诗在解读方面的莫衷一是却并不影响它在后世的广为流传，甚至被作为一种“典故”而大量引用。比白居易稍晚的李商隐就有“我是梦中传彩笔，欲书花叶寄朝云”之句，咏的是牡丹，但作者将梦、花和朝云连举并置，并非无因。苏轼的“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水龙吟》），一般读者早已耳熟能详。而张先的“夭非花艳轻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朝云何处？”（《御街行》）则几乎就是对白香山诗的直接挪用。明代的程孟阳赋《朝云》诗八首，来描摹柳如是的情态，也取喻于白居易《花非花》的意境。陈寅恪考证柳如是一度曾用“朝云”之名，也多次暗示柳如是与《洛神赋》中的人物、《聊斋志异》中艳丽的狐媚、《花非花》中的主人公一样，皆为“神光离合，乍阴乍阳”的美人。参见陈寅恪：《柳如是别传》，514页，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白居易《花非花》的所喻之物，历来有“伤春”、“悼亡”和“禅意”等多种说法，但为集中的解释多为“美人”。考虑到唐代文人的生活风习特别是白居易“挟妓纵酒”的经历，一些人将《花非花》的描述对象确定为“妓女”，也并非没有根据。至于说，它是某一位特定思慕对象的记述，还是作为类而存在的妓女的总描摹，读者自可见仁见智。与白居易多有酬唱且诗风相近的元稹，也有类似的作品流传，如《才调集》之五中《所思》一首，在诗境和诗意上与白香山亦有几分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