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准确性
文/格非
  马拉美曾声称，准确性是对语言唯一的和最后的要求，准确就是美。福楼拜的写作也因语言的准确足为后世的楷模，但什么是“准确”，以及如何做到这样的“准确”，仍然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我们已经知道，如果离开了上下文的特殊语境，所谓的准确性是无从谈起的。

  在中国的古代文献中，对于语言的准确性的强调也随处可见。不过，这种对语言规范的要求，在相当程度上并不仅仅是一种文学实践的产物，而是某种传统、礼俗、伦理和习惯的外在规定性。比如说，人物的名、字、号、谥等称呼的使用惯例和规定，在日常生活中不是什么很高的要求，而是基本常识。古人极为注重所谓的“名”与“实”之间的关系。

  一名之立，当非儿戏。名不符实所带来的后果似乎十分严重，我们从《史记·晋世家》的相关描述中可略见一斑。穆侯太子名“仇”，少子名“成师”。晋人师服大概觉察到了这两个名字中的某种玄机，遂感慨道：

  异哉，君之命子也！太子曰仇，仇者雠也。少子曰成师，成师大号，成之者也。名，自命也；物，自定也。今適庶名反逆，此后晋其能毋乱乎？

  后来的历史进程似乎印证了师服的不安。文侯仇早亡，而封于曲沃的成师则一直半独立于晋，引发一连串攻晋的变乱，并最终以曲沃为根据地，屡次大举伐晋，至曲沃武公（晋武公）并晋地而有之，入主晋国。

  究其根由，我们可以从历史、社会等多方面加以解释，但《春秋》和《史记》对此事的记载都不约而同地追溯到太子仇与少子成师的“名不正”，所谓“末大于本，不乱何待？”足见古人对名实之辩的敏感与敬畏。我们今天对此已大多陌生。今天的人随口称自己的妻子为“夫人”，在古代当然会变成笑话。

  古代汉语中某些一般动词，在今天早已被混用，而在过去却有明确的规定性。比如在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中用词之谨严，受到后世普遍的赞誉：攻打一地为“伐”；对方有罪而攻之称为“讨”；天子御驾亲征叫做“征”；用兵之后获得土地才能叫“取”；取之艰难用“克”；敌方如是一个人来归投称作“降”；如果对方是带着土地来投降的就只能用“附”。所以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曾极赞之，说欧阳修用词之简严、文笔之洁净，非薛史可比，甚至连《史记》也有所不及。

  欧阳修的这种“简严”，对我们今天的大部分读者来说，显然是太过奢侈了。说到古代汉语遣词造句的谨严，我们还可以再举一个更为极端的例子。在《春秋》中，有这样两句最简单的记述：

  陨石于宋五（有五个陨石坠落于宋境）。

  六鹢退飞过宋都（六只鹢倒退着飞过宋国的都城）。

  上述文字描述简洁、精省，似乎没有什么问题。但在读者眼中，句法上的不同，也很容易分辨。同样的《春秋》文字，为何在“陨石于宋五”一句中，数量词“五”置于句尾，而在“六鹢退飞过宋都”一句中，数量词“六”则跑到了句首？作者为何不统一句法，写成“五陨石坠于宋”呢？我们且不管这样的细辨是否有意义，还是先来看看《公羊传》是如何来解读这两个句子的：

  曷为先言霣而后言石？霣石记闻，闻其磌然，视之则石，察之则五……曷为先言六而后言鹢？六鹢退飞，记见也，视之则六，察之则鹢，徐而察之，则退飞。（《公羊传·僖公十六年》）

  《公羊传》的意思是说，陨石坠落，人先听到声音，故是记闻，先听到有东西从天上降落，细一看是石头，数一数是五个。句子的用词的顺序模拟了当时由闻及视的实际情境，极为严格。而在“六鹢退飞”一句中，则是记述目中所见，初一看是六个，但不知道是什么鸟，所以记数词应置于最前，再一看是鹢，仔细观察发现他们是退着飞的。句子的用词顺序由六至鹢再至退飞，也再现了当时目击者的神态。《谷梁传》的解释与《公羊传》大同小异。今人钱穆对此评价说：

  《公》、《谷》纵是村学究，对此两条用力发挥，说君子于物无所苟，石鹢犹且尽其辞，而况于人。

  在钱穆看来，《春秋》中的石、鹢之辩，也许本没有什么微言大义，但即如《公》、《谷》作者这样的乡村学究，也要用力发明其隐藏的深意，用于说明君子不苟的大义，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中国古代的语言问题，实在不仅仅是一个语法和修辞问题，而是寄托了许多伦理道德的规箴，用词的谨严、准确与做人的不苟是一致的。

  《春秋》是五经之一，《新五代史》则是正史，其语法和用词之精严，自然无须多论。而像传奇、话本、章回体一类的小说，《西厢记》、《牡丹亭》一类的戏曲，尽管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俗文学，但由于它与史传的笔法一脉相承，也留有很多类似的痕迹，对词语准确和严谨的要求也非同一般。

  在《水浒传》的第一回中，作者写史进派庄客王四去少华山，请朱武、陈达、杨春等来庄上赴席。王四到了少华山，取了回书，因贪杯多喝了几碗酒，走到山林里被山风一吹，醉倒在树林中。当王四醒来时，怀中性命攸关的文书已落入摽兔李吉之手。接下来，作者有这样一段文字：

  却说庄客王四一觉直睡到二更方醒觉来，看见月光微微照在身上，吃了一惊，跳将起来，却见四边都是松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