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借助于考释，读者将故事或本事还原，从而了解作者写作的缘起和情感状态，了解作者的寓意所指，也就是所谓的“事实真相”，有考据或索隐癖的人解读到这个层次，也许会有“原来如此”的喜悦。

    第三，读者对这两首诗的“本事”和写作的历史情境完全不感兴趣，将文本作为的阅读对象，像英美“新批评”所倡导的那样，致力于文字、修辞、韵律等文本组织结构的“封闭式”精深解读。这样一来，读者可能会在“沧海桑田”或“麦秀黍离”等喻意上发现作者的本文意图。这实际上是一种超越性的阅读，即将作者的动机、缘起、历史背景、现实针对性等等信息放入括号，将文字、修辞和形式视为意义的生产之所。

    总体而言，前两个层次的阅读之弊端自不待言，即便是第三个层次的阅读，在我看来，也不是理想的阅读情境。这一类的读者也许准确地把握住了文本的修辞意和引申意（非花），却忽略了文本规定性的所是（花）；强调了读者在阅读过程的自由，却取消了文本的限制性信息；强调了阅读主动性，而忽视了文本产生的历史情境。真正有效的阅读，总是一种“既是又非”的结构：我们不能拘泥于“是”的层面，将作者视为的意义的提供者，把阅读过程变成对作者经验的考释和索隐过程，也不能无视这个“是”，在所谓的文本内部信马由缰地探幽剔微。

    “新批评”自有它的历史功绩，作为一种批评实践，新批评确实提供了一系列全新的方法和视野，但完全滤除掉作品生产性的信息，则是阅读中的重大误区。举例来说，如果我们完全不了解“嗟我怀人，寘彼周行”中的“周行”究系何指，“我”指的又是谁，《周南·卷耳》一诗几乎无法解读。或者说，这个“我”被解释为“后妃”、“文王”、“征人”还是“思妇”；“周行”是解释为“周之列位”，还是“通衢大道”，文本的寓意也会完全不同。戴震曾说，若没有制度、名物方面的基本知识，对《诗经》的解读是很困难的。在美国作家纳博科夫心目中，成为一名优秀读者的前提之一，就是身边必须有一本字典。

    写作固属不易，阅读又何曾轻松？我们所面对的文本实际上不过是一系列文字信息而已，它既在语法的层面上（为我们经验所熟知）陈述事实，也在隐喻的意义上形成分岔和偏离；它既是作者情感、经验和遭遇的呈现，同时又是对这种经验超越的象征；既是限制，又是可能。既然文学作品的意义有待于读者的合作，我更倾向于将文学视为一种邀约，一种召唤和暗示，只有当读者欣然赴会，并从中发现作者意图和文本意图时，这种邀约才会成为一场宴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