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改革开放进入十字路口，人民群众最关心的是对未来的预期和信心，首先是对自身财产权为基础的产权制度安全稳定的预期和信心。尤其是那些在改革开放中闯出来的企业家和一部分先富起来的有闲阶层，以创新谋求事业发展的竞争更激烈，受到各种各样规制约束更多了，社会上“疑富”和“仇富”情绪蔓延，对未来家庭和企业产权稳定安全不放心增多，不少人想转移资产、移民国外、放弃国内已有产业。虽然党中央三令五申表示，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但是实践中，民营经济发展尤其是实体经济中非公有制企业发展面临诸多困难，一些做大的民营企业缺乏对未来产权制度预期和创新发展能力，中小微非公有制企业感到创新创业越来越难。究其根本，主要是各类企业家对未来产权制度走向缺乏稳定预期，对国家依法严格保护私有财产长期信心还不够足，这是导致近年来生产性投资特别是制造业投资持续下降的主要原因。周其仁教授认为，改革开放过程实质上是重新界定权利的过程，重新界定私产，离不开重新界定公权力。从权利界定角度看，中国改革开放未解决的问题一点不比已经解决的问题少，私产界定半半拉拉，公权约束甚至没有破题(周其仁著：《改革的逻辑》，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267—268页)。下一步，必须深入推进产权制度改革，建立各种所有制产权平等保护、公权力公开透明受社会严格监督的产权体系和法律法规体系，要注重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严格保护。

    第二，改革开放要往前走，人民群众最关心未来经济是要尊重市场经济规律，还是遵循政府行政命令安排。不同的制度安排下，每个人在投资、储蓄、择业、教育、技能培养等方面的行为选择会完全不同，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方式和过程也有很大差异。改革开放往前走，核心是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必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而不是使政府行政指令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经济制度创新就要把握好若干基本原则。一是要建立公平竞争、统一有序的市场体系，一切生产要素包括资本、技术、劳动力、知识、信息等和一切商品、服务、货币等，都要自由流动。政府不能用行政壁垒、行政命令、行政手段，阻止生产要素和各类商品、服务等自由流动，而是要防止各种企业垄断、行业垄断、市场串谋等，促进市场开放、自由、竞争、有序。二是要依靠反映供求关系的价格机制来引导资源配置，使价格结构和水平变化成为带动资源配置的“无形之手”。要充分认识人们的需求非常复杂多变，投资、生产、供给等也非常复杂多变，供给与需求总量、结构、质量等要匹配更是复杂得不能再复杂了。因此，计划经济计划不出来供求变化，如今的人工智能大数据也不行。还是要靠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靠价格的灵活变动，引导供给与需求、生产与消费、投资与储蓄、进口与出口、本币与外汇及时有效调整。政府要尽可能减少对价格包括商品、服务、劳动、资本、土地、货币等价格的直接干预，尽可能取消行政规定最低价格或最高价格，扭曲价格信号，误导企业和个人投资、生产决策，造成资源配置和经济结构失衡。

    第三，改革开放搞了40多年，人民群众最不满意的还是审批经济没有根本改变，计划少了、审批多了，许多审批或备案都是改革过程中越加越多的。市场经济不是不需要政府规制，许多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政府规制很严、法律条文很详尽。但政府规制主要不是政府行政审批，更不是审批为主的政府管理。中国开办企业要审批，进入很多行业要资质审批，投资立项要审批，施工等要审图、要许可，办营业执照后办理行业的许可证要审批，进入金融、证券、保险以及关系国计民生、医疗卫生和教育领域等都要严格审批。有些审批含金量很高，准入限制很严，导致寻租情况严重，权钱交易多，发生各种各样腐败案件，人民群众极为不满。有些审批就是许多政府工作人员任意管卡压，办事效率低，甚至吃拿卡要、以权谋私。推进市场经济改革，必须全面改革审批经济体制，最大限度取消各级政府对市场活动的行政性审批，建立健全政府事中事后监管体系，强化政府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目的就是要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让企业自由投资、自由创新、自主创新，让群众办事更方便。

    三是强化市场经济体制法治保障。推进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的改革，建立健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极其重要的是要构筑规范市场经济体制运行的法治体系。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市场经济体制的成熟、定型、有效，根本靠法治体系保障。社会主义集中计划经济本质上是命令经济，是权威的等级制经济，经济运行、资源配置主要靠行政命令、行政手段、行政方式协调，法律法规制度、法治体系基本上不起协调作用。加之，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思想文化历史传统，缺乏现代意义上法治国家、法治社会的传统。只有加强法治体系建设，才能确保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