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中国改革开放是从国有经济为核心的经济体制主体架构之外突破展开的，主要是放开搞活非国有经济部门。虽然，国有经济通过“抓大放小”、股份制改造、分类改革等，逐步以独立的微观经济主体参与市场竞争。但是，国有企业在许多关系经济全局的行业和领域垄断没有改变，甚至有所强化。无论在国家同企业关系还是金融、重要战略性产业准入和扶持等方面，国有经济偏向的经济体制没有根本改观。下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必须深入到原有经济体制的核心部分，着力解决政治权力对市场经济干预的越位和依法监管的缺位，重构各种所有制经济公平竞争、法治保障的市场经济体制。中国需要的不是按部就班的市场取向改革开放深化，是迈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开放再出发。这是在改革开放带来中国40多年经济增长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基础上的再一次制度创新，是触及中国经济体制乃至治理体制核心内容的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是国内外经济环境处于前所未有错综复杂时期的重大制度性变革。现阶段，中国社会经济体制中既得利益结构的刚性很强，长期积累的历史遗留问题和矛盾很突出，社会结构多样多元变化的冲突加大与社会纵向流动越来越难，精英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渗透、博弈和对峙更加复杂，市场经济改革得到真正的响应和落实有相当的难度。改革开放、制度创新，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建不成规范、健全、法治的市场经济体制，必然要回过头转向传统的集中计划经济体制。但历史已翻篇了，传统的集中计划经济回不去了。

    再次，制度变迁一般总是有路径依赖的，尤其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思想或意识形态决定的知识特征和行为伦理规范，是很难割断、无法一下子根本改变的。中国有5000年文明史、2000年封建王朝历史、近30年集中计划经济史，长期形成的文化思想和行为伦理从骨子里不是市场经济的和法治的，这些都是制约我们制度创新走向的根本性影响因素。我们都希望市场经济能充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经济潜在增长率，促进我们收入、福利和民生福祉持续改进。但我们每个人都害怕自由竞争，都惧怕风险失败，都倾向于有困难时找市长、找政府、找老乡而不是找市场、靠法治、善创新。我们相当多人本质上不相信市场经济，不信任“看不见的手”，更相信政府管理，信任“看得见的手”。我们虽然讲，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我们其实更笃信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更深信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尽管理论上讲，“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不是必然冲突对抗的，可以结合得非常完美。但是，这只是一种理论假设，在中国尚未建立健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之前，市场不可能真正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看得见的手”始终是最强有力的组织力量，没有对社会主义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高度敬畏，这种集中统一、高度权威的力量很可能受路径依赖影响，把中国经济体制带向偏离市场经济的方向。因此，改革开放越往深处改，越要防止偏离市场经济方向，坚定不移走市场经济的路。

    二是集中精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改革开放、制度创新从来都是奔着问题去的。因为人们对现实经济社会发展不满意，对国家管理体制机制和办法不满意，才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盼改革开放、拥护制度创新，才会有更多人敢于创新、带头探索。深化改革开放还是聚焦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紧迫的实际问题，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什么制度管用、什么措施有效、什么法律有力，就大胆试、大胆改、大胆干。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攻坚期，不怕没有伟大的长远理想化的目标蓝图，最怕的是改革的领导者、组织者、推进者遇到矛盾、难题、瓶颈绕着走，看到人民群众普遍不满意的制度性痼疾不敢碰、不敢改、不愿改。以至于全面深化改革碰到形式主义的阻碍，不少人是喊口号、唱高调、玩虚的，关键领域和核心环节改革老是空转，不落实、不落地，错失可遇不可求的历史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