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大卫·格灵威的忠告和陪伴，我简直难以想象自己是如何开启在东南亚与中东的短暂访问的。格灵威是被《时代周刊》《华盛顿邮报》与《波士顿邮报》多次授予勋章的东南亚特派记者。胆怯的新手想搭上他这辆马车简直是天方夜谭。一九七五年一个下雪的早晨，他坐在这座农舍的餐桌前吃早饭，享受着暂时离开前线的片刻休息。这时，他接到华盛顿办公室打来的电话，说被围攻的金边马上就要沦陷在红色高棉手中。我们这座山村没有马路可以下山，只能先搭乘小火车去转乘较大的火车，接着再转搭更大的火车，从那里转去苏黎世机场。转瞬之间，他就从一身阿尔卑斯度假装扮换成了战地记者的粗布衣衫和老旧绒面鞋，与他的妻女吻别，迅速下山前往火车站。我则拿着他的护照，一路小跑，紧跟在他的后面。

    格灵威之所以会如此出名，是因为他是最后一位降落在被围攻的美国驻金边大使馆屋顶的美国记者。一九八一年，我在连接约旦与约旦西岸的阿伦比桥患了痢疾，格灵威粗暴地带着我穿过等待通关的大批烦躁不安的旅客，凭借着纯粹的意志力一番交涉，使我们顺利通过检查站，成功送我过了桥。

    重读曾经描写过的一些片段的时候，我意识到，不知是因为过于自我中心，还是为了使故事情节更加鲜明，我刻意省去了当时也在场的其他一些人物。

    我想起和苏联物理学家，同时也是政治犯的安德烈·萨哈罗夫与他的夫人叶莲娜·邦纳在餐馆里的谈话。餐馆位于当时还叫列宁格勒的那个城市里。我们处于人权观察组织的保护之下，他们派了三名成员和我们坐在一桌，一起忍受来自克格勃的幼稚干扰。他们派了一队人马假扮成摄影记者，在我们附近转圈游荡，他们拿着那种老式的、带有镁光灯的摄像机，不停对着我们的脸开闪光。我由衷希望，当天参加这场聚会的其他一些人也会在别的地方，留下他们自己对这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一天的记录。

    我回想起了尼古拉斯·艾略特，他是双面间谍金·菲尔比多年的好友兼同事。他在我伦敦家中的客厅里高视阔步，手托一杯白兰地。我还记起，我的妻子当时也在场，坐在我对面的扶手椅上，和我一样被他迷住了。

    直到我写至此处，才记起那天晚上，艾略特带了他的妻子伊丽莎白来吃晚餐，同时还有一位我们都很喜爱的伊朗客人。这位客人讲一口完美的英语，仅有小小一点，甚至可以说是得体的语言缺陷。当我们这位伊朗客人离开之后，伊丽莎白转向尼古拉斯，眼神发亮，非常兴奋地说道：“你有没有注意到他的口吃，亲爱的？就和金一样！”

    关于我的父亲龙尼的冗长篇章将会放在本书的后面，而不是开头的章节里。因为我不想让他像他自己所期望的那样，强行跻身上游。尽管我花了大量时间去为他苦恼，不过他仍旧像我母亲一样，是个谜团。除特别注明外，书中所有故事都是崭新的。如有必要，我也会改变一下名字。因为虽然故事的主角们或许已经离世，不过其后人和继承人们可能并不能理解其中的玩笑意味。总之，我尝试整齐有序地、以各种不同主题进行分类的方式来梳理自己的人生道路，尽管并不是按照时间顺序进行的编年纪事，不过这倒更像是生命本身行进的路线：越走越宽，直到进入毫无连贯性存在的状态。有些故事则干脆变成了它们留存在我脑海中的样子：独立存在，足以支撑它们自身，不与我意识中的任何明确指向相关联，仅仅讲述它们于我本身的意义。它们使我警惕、恐惧或是感动，让我在半夜惊醒，使我哈哈大笑。

    随着时间流逝，我所描述的某些经历，在重读的时候，会使我的眼睛仿佛“当场”捕捉到了一小段历史。我想，年纪较大的人应该都会有这样的感受。通篇重读，从闹剧到悲剧，又从悲剧到闹剧，我觉得也许多少有些不可靠吧，却不能确定这是为什么。可能让我觉得不可靠的正是我自己的人生。不过，事到如今，想要对此做些什么也已经太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