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巨匠、备受喜爱的作家约翰·勒卡雷的辞世，令各界震动。勒卡雷在文坛、影坛等不同领域的好友纷纷回忆与他共处的过往片段。在这些珍贵、动人、有趣的细节里，我们看到作为作家、间谍、普通人的勒卡雷，一窥他往昔生活的点滴，以及他如何在人生旅途的最后，依然牵挂着史迈利的人马们。

大卫·康威尔，笔名约翰·勒卡雷

文景编译自《卫报》《泰晤士报》

    约翰·班维尔
    作家

    去年夏末的一个雨天，我们在汉普斯特德一家很不错却冷清得奇怪的餐厅约了午餐。我到的时候他已经坐着了，背靠墙壁，目视大门，我不禁想到，当他还是一名间谍时，曾多少次在这样空旷的餐馆、酒吧、咖啡店坐着，等待，观察。说起那段时光，他总是一副不在意的态度，而我当时选择相信他。

    这不是我们最后一次交谈。后来他来到都柏林和科克寻根，他父亲有爱尔兰血统。那时他已是88岁高龄，却依然拥有年轻人的活力和机警。当我听闻他过世的新闻时，那日他在雨中踱步的画面立刻浮现在我眼前，他身穿史迈利同款大衣，英俊端正的脑袋如同一艘战舰刺穿空气。他是位高大的人，在很多方面都是。

    身为一位作家，他的作品超越了类型的概念，证明了艺术也可以从间谍小说不曾停止的构陷中诞生——《柏林谍影》就是二十世纪最好的虚构作品之一。他坚持并强化了英国主流习尚小说的传统，而作为剧情设计者和故事讲述者，他和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站在同一高度。只要还有人阅读，他的著作便会经久不衰。当被问及他好友詹姆斯·乔伊斯的最佳品质时，塞缪尔·贝克特答道：“正直。”我想我们大多数也都可以以此评价约翰·勒卡雷，当然还有大卫·康威尔。

    苏珊娜·怀特
    《我们这种叛徒》导演

    正如你可能会想到的，大卫·康威尔是一位伪装大师，在不同的地方对不同的人展示不同的事情。

    我们拍摄《我们这种叛徒》时其中一个地点选在波恩的贝尔维尤皇宫酒店。着装精致得体的他，在与我们一道走在卵石路上的时候，分享了他16岁初来乍到，如何在大学落脚、如何以给马戏团大象洗澡讨生活，又如何溜进某个教室听赫尔曼·黑塞的讲座。我们在皇宫酒店的酒廊小酌，他提到这里曾是自己在战后收集情报、参加下午茶舞会的地方。

    但让他最开心的事情是带我们去街对面的小店吃奶酪火锅，叫我们喝樱桃酒和红酒加速消化，自他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发现这家店至今，它几乎没经历什么改变。这时，他说起了德语——不只是德语，而且是当地不太好说的瑞士德语。发现这一点后，我们不禁设想出之后他在影片中客串的瑞士德语区博物馆保安一角。

    因为他对细节的注重，他甚至会对这个角色该穿什么鞋非常挑剔——他觉得，他的角色腿脚不好，也因而有些苦恼。准备奶酪火锅的服务员一直在说做英国人一定很棒，因为在瑞士你不得不随大流，而在英国你可以成为任何你想成为的人。事实上，大卫·康威尔，或者约翰·勒卡雷，不论何种身份，他都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成为任何他想成为的人。

    菲利普·山德斯
    律师、作家

    我们初次见面是在一间地方酒吧，因对战争的看法结交，而后又一道在当地一所学校演讲。我发现他对细节的关注和研究能力都是远远超越常人的。当他问我是否愿意帮他看看手稿，确认一下里头的律师描写（着装、谈吐、作风等）是否合理时，我自然没有犹豫。

    这逐渐变成常态：门铃响了，是他站在门前，带着一纸箱几百页的稿件，问“老样子？”。收到以两倍行距、单面打在纸上的未经修饰的词句，还有这之后的对话，是多么令人愉悦呢。（难以置信的是，早年我的妻子曾把这些稿子当成草稿纸给孩子们用。）

    “没有律师会管自己的客户叫‘亲爱的’。”我可能会这样批注，或是类似的文字，一开始还比较礼貌，随后越来越严厉；批注后再把相应页面送还到他家。偶尔我们也会争辩，有时还颇为激烈。通常他会接受一个建议，但也不总是如此。“亲爱的”这个称呼就没留到最终的成书里，算是令人庆幸，尽管他一直坚称自己曾经真的听见有律师如此说过，这“确实是一个表达真挚喜爱的词语”。

    许多年来，这样的阅读让他对结构和文本（那些对话！）的处理方式也在我的心灵里生长。他温暖、诙谐、心胸宽广，双眼永远闪烁着一丝顽皮。他研究人类境况，也永远是一位良师。（“关于伊顿，你要明白的是，”他曾告诉我，“那里的学生被教授的是如何取胜，而不是如何统治。”）

    写到这里，我回忆起了那些笑声，那些我们背着妻子秘密分享的大黄酥皮点心和蛋奶沙司，还有与勒卡雷和他的妻子简每一次相会时纯粹的快乐，特别是汉普斯特德街道上的即兴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