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必须在旧圆场经历过间谍的成长之路，才能理解我对此的厌恶之情。收到信的第二天下午四点，我下了出租车，踏上了通往情报局的混凝土窄道。新总部的浮华程度令人震惊。现在，你必须把自己想象成我，在我间谍生涯的鼎盛时期，从帝国——大部分是从苏联，或者是它的成员国——各处荒凉的前哨基地归来，疲惫不堪。你需要先坐巴士从伦敦机场进市区，接着搭乘地铁到剑桥圆场。情报处理团队已经在等着听取你的汇报了。你需要爬上五级破烂不堪的台阶，才能正式来到这座丑陋的维多利亚时期建筑的大门口，我们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称呼它：总部，办公室，或者圆场。就是这样，你到家了。

    忘掉你刚才与情报处理、需求以及管理部门之间的争论吧，这只是前线与后方的日常纠纷而已。传达室里的看门人会祝你早安，由衷地向你表达敬意，“欢迎回家，吉勒姆先生”，然后，他会问你是否需要检查手提箱。然后你说，谢谢你，马克，或者比尔，或者无论哪个这天当值的人，也从来不用考虑向他出示你的通行证。你的脸上总是挂着笑容，你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在你面前有三座摇摇晃晃的电梯，从你入行的第一天起，你就讨厌它们——其中两座一直停在楼上，另一座是老总的专用电梯，所以想都不要想。不过，话说回来，你宁愿迷失在这迷宫般的走廊和死胡同中，这些东西具象地呈现了你所选择生活的世界的特质。连同带着虫蛀缺口的木质楼梯、缺了口的灭火器、超广角监视镜，以及腐烂受潮的香烟、雀巢咖啡和除臭剂混杂在一起所产生的臭味。

    现在则成了这个庞然大物。这种“欢迎来到泰晤士河畔间谍乐园”的感觉。

    在几个表情严肃、身穿运动服的男男女女的监督之下，我来到装有防弹玻璃的前台，看着自己的英国护照被一个滑动的金属托盘迅速带走。玻璃后面是一副女人的面庞，荒谬的强调语气和电子化的声音则是埃塞克斯男子式的。

    “请把所有的钥匙、手机、现金、手表、书写工具及其他你所携带的金属制品放入你左侧桌上的盒子里。保留标识了你的盒子的白色标签，然后请按要求将鞋子拿在手上，通过标有访客字样的大门。”

    我的护照回来了，按要求，我被一个喜气洋洋的姑娘用一套像乒乓球拍一样的东西搜身，女孩看上去大概只有十四岁的样子。接着我要进入一个竖放着的玻璃棺材里接受一下辐射。然后就拿回鞋子，并系上鞋带——不知为何，那种感觉比脱下鞋子时还要丢脸——开心的姑娘护送我进了一台没有任何标记的电梯。她问我，今天过得开心吗？一点儿都不开心——如果她真想知道的话，我晚上过得也不怎么好（她并不想了解这个）。多谢A.巴特菲尔德的来信，我整整十年都没有睡得这么糟糕了。不过当然，我也不会跟她这样讲的。我是，或者说曾经是隶属于情报机构的野生动物。我天然的栖息地就是那些需要去执行间谍活动的广阔天地。哪里知道，我到了如今这个被人们称为“瓜熟蒂落的年纪”却发现，改头换面的圆场突然来了封满纸套话的信笺，要求我立刻现身伦敦，安排我踏上了一趟直击灵魂的夜间旅程。

    我们到达了一个感觉像是在顶楼的地方，不过这里并没有任何信息提示。在我曾经栖居的那个世界，最大的秘密往往都来自顶楼。我年轻的护送者脖子上挂着一堆缎带绳，缎带绳上系着各种电子门卡。她用门卡打开了一扇没有任何标记的门，我走了进去，她当着我的面关上了那扇门。我试了试门把手，纹丝不动。在我这一生当中，确实也曾被人锁上过几次，不过那几次都是被对手锁上的。这儿的墙上没有窗户，只有几幅画着花朵和房子的、水准颇为幼稚的画作。莫非是A.巴特菲尔德膝下子嗣的作品？要不就是之前被困在这里的人们的即兴涂鸦？之前所有的噪声都到哪儿去了？我聆听得越久，这里的沉寂就愈显沉重。没有打字机那轻快的嗒嗒声，没有未接听电话时响个不停的铃声，没有破破烂烂的文件小推车所发出的、那种仿佛送牛奶的马车碾过没铺地毯的木板过道时的咔嗒咔嗒声，没有男人激烈的咆哮声——比如“别他妈再吹口哨了！”在剑桥圆场和河畔堤岸之间的这条通路上，有什么东西死去了，消失的不仅仅是手推车那尖厉刺耳的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