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有权力的男人和女人们，他们都很吸引我。因为这些人就在那里，而且我也很想知道是什么促使他们做出这样那样的举动。不过，在那些有他们在的场合，我所能回想起来的，不过是我在他们面前似有见地地点头，适时地摇头，以及试着讲一两个笑话来缓解紧张情绪而已。只有到了会面结束，回到我的旅馆房间之后，我才会掏出我那本写得乱七八糟的笔记本，试图把我刚才看到的、听到的理出个头绪来。

    其他一些在我旅行中保留下来的、书写潦草的笔记，大部分都不是关于我个人的记事，而是记录了我在各处探险时陪伴在我身边的、保护着我的那些虚构角色。这些笔记都是以他们的角度（而不是我的角度）、他们的笔法写下来的。那次，当我蜷缩在湄公河畔的壕沟里，人生第一次听见子弹射进位于我上方的泥滩时，用颤抖的手在肮脏的笔记本上倾述愤慨之情的并不是我，而是我那位英勇无畏的、虚构出来的英雄，战地记者杰里·威斯特贝。对于他而言，被子弹击中只是日常生活必经的磨难。我曾经以为只有我在这种事情上是个例外，直到后来，我遇见了一位知名的战地摄影记者，他坦白地告诉我，只有通过相机镜头凝视战场，他才能摆脱恐惧。

    好吧，恐惧从来没有离我而去，不过我能理解他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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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运气够好，作为一名作家在出道伊始便取得了成功，就像我当年出版《柏林谍影》时那样，那你这余生就会被分为“坠落前”和“坠落后”两个阶段。回头去看，那些在探照灯逮到你之前所写的书，读起来就像是你天真无邪年代的作品；在这之后所写的书，则是你的低谷时期，就像是一个人面对审判时的挣扎奋斗。“太过用力了。”评论家们大声说道。我从来没觉得自己太过用力，在我看来，我所获得的成功，恰恰是因为我竭尽全力地把最好的自己表现了出来，而且，就整体而言，无论这“最好”是好还是坏，都是我的成果。

    况且，我热爱写作。我热爱我此时此刻正在做的事情，五月，乌云密布的一个清晨，躲在狭小的书桌前，像个男子汉一样奋笔疾书。山间的雨水顺着窗户急促滑落，此刻并没有理由要撑着伞、拖着沉重的步伐走到火车站去。因为《纽约时报国际版》要到午饭时间才会送到。

    我喜爱边行走边写作，散步的时候，搭乘火车的时候，或是在咖啡馆的时候，先是记录在笔记本上，然后急匆匆地走回家，仔细审视自己的战利品。当我在汉普斯特德的时候，荒野公园里有一张我最喜欢的长凳，藏在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下，远离其他的座椅，我很爱在这里随便写写东西。我一直都只用手写。这么说或许有些傲慢，但我更偏爱这种已经流传了百年的、传统而非机械化的书写方式。我身体内住着的那位退步已久的绘画艺术家，真的很享受涂鸦文字所带来的乐趣。

    我最喜欢的就是写作的私密性，这也是我从来不参加集体文学活动的原因。只要可以拒绝，我都会选择远离各种采访，虽然从过往记录来看，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有时候，通常是在夜里，我真希望自己从未接受过任何采访。首先，你虚构了自己，接着你又相信了虚构的这个自己。这可是个与拥有自知之明互不相容的过程。

    在进行研究之旅的时候，某种程度上，我因为现实生活中的另一个名字而得到保护。在旅馆签名时，完全不用担心是否有人认出了我的名字：可是，没有人认出来的时候，我又担忧地苦想这是为什么。当我想从对方那里取材，不得不老实交代自己的身份时，结果也各种各样。有的人会拒绝再次信任我，但有的人接下来却会莫名其妙地把我捧到情报组织头头的位置，即便我反驳说自己只做过最低阶的情报工作，他的回应却是令人感到无可奈何的“你当然会这么说，不是吗？”。然后，他会不断地说些我不想要、不能用，或是听过也不记得的“知心话”，只不过是误以为我可以把这些话传达给“我们都知道是谁”的某个人。这种既严肃又诙谐的困境，我遇到过好几次。

    但是，在过去的五十年里，被我这样炮轰式询问的可怜人们——从制药企业的中层行政主管到银行职员、佣兵，以及身份各种各样、程度彼此不同的间谍——大多数都对我表现出了宽容和慷慨。这其中最为宽容慷慨的，莫过于战地记者和海外特派记者了，他们保护了寄居在他们翅膀之下的小说家，相信他拥有着他其实从来都不曾有过的勇气，还允许他贴身相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