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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舍本身已经接近五十岁高龄。我的孩子们在他们的成长时期里，每个冬季都会过来滑雪，我们在这里共度了最美好的时光。有时我们也在春天过来。也是在这里……我想，那应该是一九六七年的冬天，我和西德尼·波拉克一起度过了与世隔绝，却极为有趣的四周时间。西德尼·波拉克是电影导演，导过《窈窕淑男》《走出非洲》——以及我最爱的那部《孤注一掷》。当时，我们俩正在研究应该如何把我的小说《德国小镇》改编成电影剧本。

    那年冬天的雪下得很完美。西德尼从来没有滑过雪，之前也从未到过瑞士。快乐的滑雪者们以一种漫不经心的姿态嗖嗖地从我们阳台旁呼啸而过，这样一幕美妙场景，实在是令他受不了。他也很想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而且——一刻都不能等。西德尼希望我能指导他学习滑雪，不过，感谢上帝，我打电话把马丁·爱普叫来了：马丁是一名滑雪教练，也是一位堪称传奇的登山向导，他是世界上仅有的几个独自攀登上艾格峰北坡的人之一。

    来自美国印第安纳州南本德市的世界一流导演，和出身瑞士阿罗萨的世界一流登山家一拍即合。西德尼做任何事都绝不会半调子，不过短短几天时间，他就成了一名很有水平的滑雪者。并且，他还满怀着另一个迫切的愿望——想给马丁·爱普拍一部电影。这个念头很快就盖过了他拍摄《德国小镇》的愿望。艾格峰将会扮演命运之神。我来写剧本，马丁扮演他自己，西德尼则负责给自己绑好安全带，爬到艾格峰的半山腰进行拍摄。就这样，他先打电话给自己的经纪人，讲了马丁的事情。然后又打电话给自己的分析师，讲了马丁的事情。雪依旧下得很完美，消耗着西德尼的能量。我们认为，洗完澡之后的夜晚，是创作的最佳时间。无论是不是这样吧，反正，最后这两部电影哪部都没有拍成。

    后来，让我感到有些意外的是，西德尼把农舍借给了前来给电影《下半生赛跑者》勘景的罗伯特·雷德福。唉，遗憾的是我没见到他。不过，这件事之后许多年，只要我到村子里来，身上都仿佛佩戴着“罗伯特·雷德福之友”的徽章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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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都是我回忆里的真实故事——你们当然有权质问，对于一位处于美其名曰“生命黄昏”的从事创作的作家，什么是真相，什么又是记忆呢？对律师而言，真相就是不加修饰的事实。至于这些事实能否被发现，又是另一回事。对于一个从事创作的作家而言，事实就是原材料，并不是对他进行监工的工头，而是他的工具，他的工作就是让这些事实可以被传唱吟诵。真正的真相会骗人，如果真相确实在某处的话，那也不会是在事件表象上，而是在其细微末节之中。

    真的有“纯粹的记忆”这种东西吗？我很怀疑。即使当我们坚信自身冷静客观，忠于赤裸的事实，不会因为自私自利的缘故进行修饰或者删改，纯粹的记忆仍然如同一块湿润的香皂一样滑溜，难以抓住。或者至少对我而言是这样，一辈子都在不断混合自身经历和想象力之后，确实就是这样。

    每回想起一些值得一提的故事，我就会从自己当年在报纸上各处发表的文章里摘取一段当时的对话或者描述，因为，对我而言，这些读起来依旧很新鲜，也因为之后的记忆不如当年这些文章一样清晰与锐利。比如，我对于前克格勃首脑瓦季姆·巴卡京的描述便是如此。至于另外一些情况，我很大程度地沿用了当时我所写下的内容，只是在各处稍微整理了一下，少量添加了一些补充润饰，让这些情节看起来更加清晰，或者更合时宜。

    我并不希望令我的读者们认为，阅读本书便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我的作品—或者，换句话说，正因为对我的作品有部分程度的了解，从而期待其中存在某些零星注释的对应片段。无论如何，请放心：我绝没有刻意去伪造任何一起事件或者一段故事。掩饰是必要的，但是，伪造，则是断然不可能的。一旦我的回忆里出现摇摆不定的情况，我都会特别加以注明。最近，有一本谈论我人生的书出版，其中仅用很小篇幅提及了一两则故事，所以，我当然很愿意自己再谈一遍，用我自己的声音来讲述，竭尽可能地倾注我自己的情感。

    书中有些片段，我在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其中的重要性，可能也是因为某位主演的离世才意识到。在这段漫长的人生当中，我没有养成记日记的习惯，只有在各个地方写下的少量旅行笔记，或是随意记录了几行如今无法还原的对话—只有这些留存。比如，我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被逐出黎巴嫩之前，曾与他相处过一段日子。之后，我前往他在突尼斯居住的白色旅馆拜访他，却未能见上面。又隔了几个星期，同样在这个小城里，驻扎在同一条马路上距他几英里之外的地方，他的数位高级将领遭到了以色列暗杀小组的狙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