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许我絮絮叨叨地讲我那任性父亲龙尼的是维维安；在龙尼再次制造出比以往更为壮观的破产状况时，也是维维安为我筹集了必要的资金，把我拉回学校，完成了学业。

    住在伯尔尼的时候，我结识了经营伯尔尼高地最古老旅馆业主的家族的后裔。多年以后，如果不是凭借他所发挥的影响力，我压根就不会被允许在这里建造这座农舍，绝对不会。那时就跟现在一样，没有任何外国人可以在这座村庄里，拥有哪怕是一平方米的土地。

    同样，也是在伯尔尼，我在英国情报界跨出了宛如婴儿学步般的第一步：有人传送给我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的情报，后来也不知道传送到了谁的手上。最近，我常常一有空就寻思，如果当初没有逃离公学，或者逃去了不同的方向，我的人生又会是什么样的呢。现如今，我突然发现，我人生当中后来发生的各种事情，都是缘于一个青春期时的冲动决定：一心想着以最快也最可行的路线逃离英国，这才得以拥抱德国这个灵感来源，将它作为了我的代理母亲。

    我在学校并不失败，远非如此：我是很多活动的指挥者，学校竞赛的赢家，极具潜力的金童。至于那次离家出走，同样也是慎重考虑过的。我没有咆哮尖叫，只是这样说道：“父亲，随便你想拿我怎么样，我不会回去了。”有很大的可能，我是把自己的困境归咎到了学校的头上——顺带连英国也一起怪罪了——然而，这件事真正的动机，其实是想不惜一切代价从我父亲的掌控当中逃离出来，不过，当着他的面，这点实在是难以启齿。很多年之后，理所当然的，我也看到我的孩子们做了同样的事情，不过他们处理得更加巧妙，因此也就少了许多无谓的争吵。

    但这些都无法回答最为核心的问题——如若当初采取了别的方式，我的人生又将走向什么样的方向。没有伯尔尼，我也许会被英国情报机构招募去当一名十几岁的跑腿小弟，做着被行业里称为“东一头西一棒子”式的差事？那时我还没有读过毛姆的《阿申登故事集》，不过肯定已经读了吉卜林的《基姆》，以及诸如乔治·亨提之流所写的各种爱国主题冒险故事。唐佛德·耶兹、约翰·巴肯和赖德·哈格德说的怎么可能会有错？

    当然，在战争结束后不到四年时间里，我就摇身一变，成了西半球最爱自己祖国的英国人。就读大学预科期间，我们这些男孩子个个都是专家，能够从身边人当中指认出德国间谍来。我甚至算得上是我们中间非常优秀的反间谍行动人员之一。在我们那所公学，爱国主义的热情简直大到无边无际。我们参加“特种部队”——就是穿上全套制服的那种军训——每周两次。公学的年轻教师们都是刚从战场归来的，皮肤晒得黝黑，每到“特种部队”时间，便佩戴起他们全部的勋章，开始炫耀。我的德语老师参加过一场非常不可思议的、没有任何人知道的神秘战争。就业指导老师则教导我们为到大英帝国遥远的前哨战场去奉献终生做准备。在我们那座小镇中心的修道院内，挂满了在印度、南非和苏丹等地的殖民地战争中损毁的军旗碎片，战争结束后，这些碎片经由可爱女性之手编织成渔网，再现了其荣耀。

    因此，当这种伟大召唤化身为一位从伯尔尼英国大使馆签证处走过来的、名叫温迪的三十多岁慈母般的女士时，我一点也不感到惊讶。理所当然，这个不自量力的、在国外大学读书的十七岁英国男生啪地一下立正敬礼，说道：“随时愿意为您效劳，女士 ！”

    比较难以解释的是，在“德语”这个词语对大多数人而言等同于“无比邪恶”的那个年代，我却选择全心全意地去拥抱日耳曼文学。正如我飞向了伯尔尼一样，这种拥抱决定了我后来生命的旅程。没有这个决定，我就永远不会在我那位犹太难民身份的德语老师的坚持之下，于一九四九年造访德国，也永远不可能目睹鲁尔区那些被战争夷平的城市；后来也不会病得像条狗一样躺在柏林地下、德军临时战争医院的纳粹国防军床垫上；或者在营房恶臭依旧时，造访达豪集中营和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然后再回到伯尔尼安宁祥和的生活中，继续拥抱我的托马斯·曼和赫尔曼·黑塞。我敢肯定，如果那样的话，我也绝对不会被派往被盟军占领的奥地利去从事情报工作，或是之后在牛津大学研究日耳曼语言文学，前往伊顿公学任教，以低阶外交官身份为掩护、派驻波恩的英国大使馆，更不会写出以德国为主题的小说了。

    早期沉浸于与德国相关的那些事情所带来的影响，如今于我而言已经非常明晰了。那些经历给了我一块折中的领地；助长了我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思想，以及对于抒情表达的热爱；它逐步灌输给我的理念是：一个人从生到死的旅程，是一段永无止境的学习——这不是什么新颖的观点，或许也很经不起推敲，不过我依旧深信不疑。后来，当开始学习歌德、伦、席勒、克莱斯特和毕希纳的戏剧时，我发现，不仅仅是那种堪称经典的德国式严肃与朴素令我感同身受，他们神经质一般的过激行为也同样令我心有戚戚。在我看来，在这两者之间游刃有余的诀窍就是，把其中一种特质伪装成另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