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您理解的《在路上》在哪些层面上影响了之后的美国社会？

    陶跃庆：我觉得《在路上》和“垮掉的一代”启发了五六十年代的美国文化。每次战争之后往往会有一个安定期，二次大战后，大家都非常痛苦，社会也非常撕裂，整个社会希望能够安定下来，所以四五十年代美国的社会氛围是相对稳定和安静的。然而这种安定对于年轻人来说就比较沉闷，所以很多个人的选择就与社会产生了对立。凯鲁亚克以个人的方式跟当时社会主流的氛围产生了碰撞和抵触，这是最直接的一个影响。

    第二个影响是凯鲁亚克写《在路上》的时候，美国文化当中的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以布鲁斯音乐为代表的、来自底层的文化，成为整个文化的一种突破。美国五六十年代的文化和精神就是继承了“垮掉的一代”以及布鲁斯音乐的精神，出现了像鲍勃·迪伦这样的代表性歌手。鲍勃·迪伦之所以成为60年代反战文化、流行文化的代表，就是因为他汲取了“垮掉的一代”的精神养分，也让当时的美国文化有了多样的选择。

    应该说，二十世纪前叶的美国文化更多传承了欧洲文学的传统，海明威、马克·吐温等等，他们身上有着明显的欧洲文化的影子。但是“垮掉的一代”和《在路上》一下子把这些过去的传统打破了，开创了一条新路，它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类别。美国文化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欧洲文化，包括美国“迷茫的一代”基本上都是在欧洲生活的，所以美国的文化以前更多的是汲取欧洲文化的营养。但是《在路上》第一次从美国本土文化中汲取了养分。它是完全从本土上产生的一种文化现象，并且滋养了以后的美国文化。所以“垮掉的一代”和《在路上》在美国文化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