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那些人们可以有意义地言说以及在其现实状态中可以毫无疑问地去证明的东西——也就是所谓的事实，才应该对自己的生活来说是有意义的。当时充满积极基调的时代精神正是从上述这点出发的。而维特根斯坦应用了纯粹从科学角度来理解世界的一种基础方法——逻辑分析来告诉大家，恰恰相反，并不是事实才对生活有意义。能给生活和我们生活的世界真正斯坦的哲学研究方法是严格按照科学方法进行的，但是他的道德观却是一种存在主义道德观。良好生活并不是建立在客观原因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极端主观的决定的基础上。良好生活存在于什么之内，这没法有意义地言说出来，而只能在具体的日常生活实践中显示出来。维特根斯坦在1919年做出的决定，正是要过一种良好的生活。

    回到维也纳、回到原来生活的世界——如果这个原来的世界还存在，维特根斯坦无法想象这种回归。战争和哲学都没有把他从原来的哲学难解之谜和不幸中解救出来。他经历了战争，整个人都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是还没想明白所有问题。为了能够克服内心的混乱感，他在意大利“坎波卡西诺”战俘营的漫长时光里酝酿着非常极端的计划。第一，把自己的全部财产转让给哥哥姐姐们；第二，不再研究哲学；第三，通过诚实的劳动来谋生——长久过着贫穷生活。

心满意足的不幸
    路德维希· 维特根斯坦从战场回来几天之后，就坚定不移地实施了他的计划。这让他的哥哥姐姐们很担心，尤其是他的大姐赫尔梅娜。路德维希是在八月下旬回来的，在这几天，赫尔梅娜肯定害怕路德维希会像其他几个兄弟那样自杀，她又要失去一个弟弟。之前，赫尔梅娜已经有三个弟弟自杀身亡了，他们是约翰内斯（逝于1902年）、鲁道夫（逝于1904年）和库尔特（逝于1918年）。

    自杀的三兄弟中年纪最大的是约翰内斯，他当时为了躲避家长制的父亲逃去了美洲，在一次情况不明的沉船事故中“溺亡”于佛罗里达。鲁道夫生于1888年，在兄弟中排行第三，他22岁时在柏林的一家餐馆用氰化钾服毒自杀。在他的绝命书中，他说是因为一个朋友的死而悲痛自绝。关于他自杀的原因还有另外的说法：性学家马格努斯· 赫希菲尔德撰写了一篇个案研究，详述了一个未披露姓名的“同性恋大学生”，鲁道夫觉得这篇个案研究把自己确认为对象，自己已经被揭穿，他惧怕自己暴露身份并因此出丑。还有康拉德，也叫库尔特，他的自杀充满了特别英雄式的悲剧色彩，他在1918年10月从意大利撤军的途中，也是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开枪自杀——因为他不想当意军的俘虏。

    根据维特根斯坦家的标准，家中五个兄弟中排行第四的保罗情况还是不错的。就如家中所有孩子一样，保罗也拥有极高的音乐素养，他在一战爆发前很久就开始致力于成为一名音乐会钢琴家。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他的父亲在维特根斯坦家宫殿式的府邸里举办的音乐晚会，是当时维也纳上流社会生活的高潮之一。年轻的保罗拥有着过人的天赋。可是，在一战爆发的最初几个月里保罗就受了重伤，以致于必须要把右臂的大部分截肢。另外，他还落入了俄国战俘营，直到1916年才重获自由。他在回到家乡之后同样也在酝酿着具体的自杀计划，后来他通过无数练习研究出了自己特有的踩钢琴踏板技巧，即使独臂也能进行最高水平的钢琴演奏。这样他实际上就能够继续其作为音乐会钢琴家的事业，接着还取得了全球性成功。由此，他终于找到了新的生活意义，放弃了自杀念头。

    如今，维特根斯坦兄弟中年纪最小的弟弟“鲁奇”（Luki）——家里人这么称呼路德维希· 维特根斯坦——情况危急。鉴于以往的经验，大家都觉得更明智的办法就是要顺着路德维希的心意，不要去阻止他。尤其是因为，路德维希认为从军奔赴战场是唯一一种能够实施的慢性自杀。他在军队中顺利晋升，对军队统帅部反复强调自己的坚持，要尽可能去往最前线和最危险的地区作战。

    路德维希在他的战争日记中不由自主地又回到了这样的想法：只有在直接濒近死亡的边界状态下，也就是在完全感知到自己存在的状态下，自我的真面目才会显现出来，尤其是自己（哪怕不属于任何宗教教派）是否相信上帝——以及由此是否具有获得幸福的能力，只有在这种边界状态下才能看得清楚。例如，1916年夏天，路德维希在加利西亚前线的记录就清晰表明了，在一战的战争岁月中，在路德维希的思想中，逻辑语言分析方面的想法和克尔凯郭尔以及托尔斯泰意义上的基督教——存在主义伦理学是多么紧密地咬合在一起：

    为了幸福地生活，我必须和世界达成协调。这就叫做，“幸福着”。
    我和来自外界的他者意志达成了所谓的一致，我看上去依赖于这种意志。也就是说，“我    践行着上帝的意志”。
    对于死亡的恐惧就是虚假生活——即恶劣生活的最好证明。
    好与坏只有通过主体才会显现。而主体并不属于世界，而是世界的一个边界……
    好和坏实质上只是自我，不是世界。而自我，自我是深度神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