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形
    维特根斯坦决定放弃家里留给他的遗产，他是否真的意识到，这个决定会产生多大影响？他有没有跟哥哥姐姐们商量过这个事儿？要不要最好再深思熟虑一下？不，他不打算再考虑了。“这下好了，”维特根斯坦家的公证人叹息道，“您真是下定了决心要在金钱上自杀。”确是如此。维特根斯坦下定决心不会动摇。他还是身着白色少尉制服，没有丝毫犹豫，几次打断公证人的问话，强调自己的决定不会改变，哪怕他今后再无经济方面的避难所，哪怕条约中没有任何特殊的附加条款，哪怕他再无退路不可反悔，哪怕他签字之后真的要永远和绝对放弃他所有财产，无可挽回。金钱上的自杀，说得好。

    维特根斯坦刚回到维也纳还不到一周时间。他是从意大利战俘营归来的最后一批军官。此刻，1919年8月31日，他坐在维也纳一家气派的律师事务所里，把他的全部财产——换算成今天价值相当于几亿欧元——转让给他的姐姐赫尔梅娜、海伦娜和哥哥保罗。维也纳，这个曾经骄傲的帝国首都，如今只是阿尔卑斯山脚下一个破产迷你共和国的首都。在一战后的第一个夏天，维也纳最终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面临着战后灾难，大多数奥地利国民主张与同样陷入瓦解状态的德国结盟，但是遭到了战胜国的禁止。96%的奥地利儿童在1919年夏天遭受着营养不良的折磨。通货膨胀使得食品价格爆炸式地飞涨，货币处于一种自由落体状态——城市风气也是如此。哈布斯堡王朝的旧等级秩序完全崩溃，而新秩序也仍未全部运作起来。一切都跟原来不一样了，变形了。当时30岁的路德维希· 维特根斯坦经过几年的战争岁月也已经变成另一个人了。

    1914年夏天，一战爆发仅仅几天之后，维特根斯坦带着根本改变生活的希望自愿报名入伍，成为一名下士。他出身维也纳最上流的社会，欧洲最富有的工业家庭之一，剑桥大学的学生，当时已是哲学界百年一遇的天才，他的老师伯特兰· 罗素和戈特洛布· 弗雷格都期待着他完成“下一个巨大的进步”。如果观察得没错，那么其实战争已经完全实现了维特根斯坦的个人愿望：他证明了自己的勇敢，他在加利西亚、俄国和意大利的前线地带多次目睹了生死，他开枪杀人，他通过阅读列夫· 托尔斯泰的一本小册子找到了基督信仰。尤其是他在前线漫长的暗夜等待中完成了哲学著作。他自己坚信，这本著作不光是哲学中的下一个巨大进步，甚至也是最后和终结性的进步。

    但是，这本著作又能达到什么目的呢？从根本上来说，什么都没有达到。无论如何对他来说是达不到什么目的的，这种无意义性每天都在折磨着他。1918年夏天，他最后一次上前线前回到家里度假，期间他对《逻辑哲学论》进行了最后润色。正如他在著作的前言部分中写道的：

    因此，我认为，本质上来说，我已经最终解决了诸问题。如果我在此没有弄错的话，那么这部著作的第二个价值就在于：它表明了，当这些问题获得解决时，我们由此所完成的事情是何其的少。

    换句话说，在构成人类生活条件、给予人类生活意义、价值和日常希望方面，哲学没什么可以说的，也没什么可以争论的。为什么基本上会是如此——为什么没有逻辑方面的结论、论据，也没有站得住脚的意义理论能够涉及生活实质问题——维特根斯坦认为他的著作正好永久展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

伦理行为
    事实上，在从战场回来将近两个月后，维特根斯坦告诉他的出版人路德维希· 冯· 费克尔，他觉得《逻辑哲学论》的“意义是一个伦理方面的意义……”，因为这部著作是由两部分构成的：“一部分就是大家看到的这部分，还有一部分是我并没有写出来的部分。正是这没有写出来的第二个部分，才是重要的。因为伦理学的范围好像被我的书由内而外做了限制。”

    维特根斯坦的作品通过逻辑语言分析的办法，由“由内而外”对可以言说的空间做了范围限定。这个可以言说的范围仅仅涉及客观世界以及实际上可以有意义地进行言说的领域。自然科学的任务终究就是，对客观世界的情况做尽可能精确的理解。根据维特根斯坦的想法，自然科学的任务对象就是“与哲学没有任何关系的东西”。（《逻辑哲学论》6.53）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维特根斯坦来说，难题，或者说更多的是真正的哲学解决办法，就存在于下面的这个观点里，更恰当地说，是在下面的这个感觉里：

    6.52我们觉得，即使所有可能的科学问题都悉数获得了解答，我们的人生问题还完全没有被触及。自然，这时恰恰不再存在任何问题了；恰恰这就是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