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在火车上面临着特殊的问题。虽然能够轻松地旅行是一种身心释放的体验，能将女性从男性的管束中解脱出来，但它同样也有风险。美国对于女性没有特别规定，而在一些欧洲国家，特别是德语国家、俄国和意大利，却为她们安排了女士专用车厢，并且不鼓励她们独自一人夜间旅行。在印度，女性常受到铁路官员和同车乘客的骚扰，她们受到的待遇引发了当地人对于铁路当局的广泛抗议。

    实际上，在更广的范围上，三等车厢的乘客——全是印度人，受到的待遇，在整个英国统治印度的时期都备受诟病。对于印度人是否会乘火车的怀疑，立刻被证明是杞人忧天，他们蜂拥而至，频频乘火车到全国各地长途旅行，特别是去朝圣。但他们受到的待遇却是令人震惊的。他们挤在狭小、没有照明的车厢里，由于没有厕所，车厢里总是发出恶臭。车站没有饮用水，铁路当局许可的商贩利用自己的垄断地位高价出售食品，没有人帮助妇女小孩提行李。朝圣者的条件最为糟糕，由于三等车厢不够，他们被塞进平时运送牲畜的货运车厢。这种车厢没有窗户和其他设施，由售票员兼管治安，他们对这些可怜的乘客也不提供任何帮助。木质车厢已经够糟糕了，而不隔温的铁皮车厢更令人无法忍受，外面气温的状况，造成里面要么酷热，要么极冷。

    早在1866年，西北省的英籍印度人协会就针对“穷人乘客”的乘车条件向英国政府请愿。请愿书要求车站配备适当的遮挡物、餐馆、医务人员，最重要的是“消除本土乘客所有阶级和等级长久以来得到的不良对待”。二、三等车厢缺乏厕所设施对所有乘客都是真正的难题，对于女性，缺乏照明特别会使她们容易受到骚扰和遭到偷窃。然而，最糟糕的是铁路官员的态度，这些属于“低等欧洲人”的官员，对待那些即使是负担得起二等车厢的印度富人也无礼而傲慢。

    印度铁路状况最突出的一点在于，尽管遭到长时间的诟病，但在英国统治结束之前，当局没有做出任何改善之举。七十年后，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  发出了与19世纪60年代同样的谴责。铁路当局对待本地人的态度，造成了本地人对殖民统治者的敌意，甘地受到欢迎正是这个原因的体现。印度铁路历史的作者认为，与其说是设施的缺乏激怒了印度人民，不如说是“带有种族主义歧视的不公正对待……使印度人民深恶痛绝”。

    除了印度之外，世界其他地方的一等车厢和三等车厢之间，从未有如此大的反差，——尽管俄国的状况比较接近，这个国家的当局者长期根深蒂固地轻视人民群众。印度的一等车厢是舒适而令人愉快的。一位法国人，卢瑟拉德（Rous-selet）先生，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在印度次大陆上生活了5年，他描述了自己“长距离但极少感到疲劳”的旅行，“晚上睡在舒适的小床上，白天在我的车厢里散步”。虽然印度的餐车出现在20世纪之后，但早年有一套组织有序的点餐系统，一位服务员将菜单用电报发往前方的车站，下一站就会保证有现做的新鲜菜肴送到。

    印度火车的条件在几十年里几无改观，而在欧洲，火车的条件在19世纪最后三十年却有了显著改善。为提高乘坐感而增加了车轮、改善了设施的更加舒适的车厢，先是为皇室乘客开发的。因为维多利亚女王不愿意乘火车旅行，所以铁路公司想尽了一切办法吸引她，1840年，大西部铁路公司为她打造了一节国家专用车厢，以八个车轮替代了以前标准的四个，即使如此，女王还是过了两年才鼓起勇气登上火车，在斯劳（Slough）（靠近温莎）和帕丁顿（Paddington）之间短途旅行了一番。那一年，王太后阿德莱德在伦敦—伯明翰铁路上也拥有了一节为她准备的专用车厢，里面很快就备上了取暖系统，而直到1852年，普通乘客才享受到这种待遇。第一个厕所，也是1850年为维多利亚女王在皇家大西部车厢上配备的，不过管道设施十分原始，皇家排泄物和将来她的臣民的排泄物一样，都直接落入轨道里，不过，臣民们直到19世纪70年代才拥有了这种设施。在欧洲其他国家也是同样，在这类国家专用车厢之后，更广泛的大众乘客的设施也得到了改善。

    因为国土面积太大，铁路旅程太长，美国铁路公司在远远早于欧洲之前，就不得不应对乘客们吃喝拉撒睡的问题。车厢的弹簧也必须更好，否则低劣的铁轨质量，会使得人们无法忍受四轮车厢中漫长旅行的难受和疲惫。到19世纪50年代，带转向架的车厢——两端各有一套四轮系统，可任意转向而不是像老式车厢那样被固定起来的长车厢，成为了一种标准。多余的一套车轮不仅改善了乘车的质量，而且将车厢的重量分散，减少了对铁轨的冲击力。由于车厢变长且为开敞式布置，因此在两端配备男女分开使用的厕所，就成了一件容易的事。带内衬、将车厢和外部极端的冷热隔开的天窗式车顶，也很快成为了一种规范。